隐功埋名的“回乡计划书”

　　郑东海

　　辛丑年清明，我又来到永年烈士陵园纪念馆第四展厅，凝视着老父亲遗像下方玻璃展柜内的一张“回乡计划书”，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不居功、不骄傲、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面对父亲于1956年2月4日亲笔书写的计划书，我百感交集，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字恍如隔世。

　　我是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先父郑三志，早年参军入伍，复员后回乡参加工作，直至2011年1月30日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2008年春，镇上拟撰写村志，由于老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且曾“扛过枪”，两次“跨过江”，自然成为受采访的对象之一，但均被他婉言谢绝；2013年秋，撰写组找到我，欲将先父列入村志人物。为村志，我两次同负责编撰村志的同志到相关部门查询资料，均无果而返。2016年春，为缅怀革命先烈，永年县政府建烈士陵园纪念馆，负责陈列布展编撰工作的原永年县党史办宋付伟主任在搜集材料时，竟发现了老父亲原始档案，同时，一张尘封了六十余年的“回乡计划书”，得以重见天日，父亲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才被解密。

　　档案显示，老父亲在戎马生涯中，曾多次立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如今，先父英雄事迹已陈列于烈士陵园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和怀念。

　　父亲1949年4月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四团任副班长、班长、排长等职。同年6月，在南京芦口镇（现为禄口）入党，1950年1月转正，在党内曾任小组长、支委、支书。解放战争期间，曾参加解放安庆、重庆、成都的战役，转战巴山蜀水，后参加西南剿匪，因战斗勇敢，荣获团一等功一次。

　　1950年9月，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父亲入朝作战，参加了“金城防御战”“上甘岭战役”等战役。他先后三次负伤、两次入朝参战。第一次，他于1951年2月随军入朝，在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四团三营八连任排长，因在战斗中负伤，回国治疗；同年8月，入志愿军青年干部学校（排以上干部）学习，于1952年1月伤愈后，再次入朝，重新回到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四团三营九连任排长。1952年11月，父亲再次负伤，转移至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二陆军医院治疗。1953年1月，上级安排他到河北荣军三分校（张家口宣化）学习休养，1954年7月，在河北荣军二分校（邢台）学习休养；至1956年2月上级组织号召动员所有志愿军官兵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农业战线建设，先父响应党组织号召，写下了“回乡计划书”，遂转业复员。 

　　档案载：在祖国，父亲立一等功一次；在朝鲜，立二等功一次。最让人震惊的是曾被部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二级战斗英雄”，并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英雄”军功章一枚。从这份“回乡计划书”上，我终于找到了老父亲在世时关于自己过去的立功情况就连子女都缄口不言的原因和答案。

　　父亲1956年转业，组织上安排到永年县临洺关镇，先后任武装部长、信用社主任、公社组织委员等职。在1963年，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他又一次响应国家号召，毅然辞去一切职务，返乡支农，回到南大街担任民兵连长、支部副书记、支部书记，由于基层工作成绩卓然，先后被任命为临洺关公社机站站长、公社搬运队支部书记等。1994年6月，父亲因病退休。

　　在我眼里，父亲是一名坚强勇敢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我上小学时，调入临洺关公社搬运队工作的父亲，多次让我为他的后腰贴膏药，我问缘由，父亲给我讲在西南剿匪一次战斗。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〇四团排长的父亲，带领部分战士到贵州省习水县下乡张贴布告，开展剿匪宣传。由于天色已晚，工作组暂时留宿区公所。附近土匪闻讯，纠集盘踞在多处山寨山头的土匪，好几百人，围攻区公所，土匪们在门口大喊大叫，同时鸣枪，并公开洗劫当地100多户村民。当时，区干部及我父亲带领的解放军战士，仅有20多人，由于电话线被剪断，无法联系部队，我父亲命令战士等土匪靠近后再打，战斗中，土匪多人被击毙。然而土匪依仗人多势众，不退反进，展开了一系列进攻，父亲一面派熟悉地形的区公所干部和一名解放军战士趁夜色潜出，赶赴县城报信，一面依据有利地势组织战士阻击土匪。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增援部队迟迟未到，反而是土匪越聚越多。战士们所带的干粮都吃光了，形势越来越严峻，聚集土匪又控制住附近一条河的水源，妄图把解放军活活困死。千钧一发之际，由县城增援的解放军赶到，在土匪外围发起攻击。听到冲锋号响，我父亲立刻带领十几名战士从区公所向外突击。处在内外夹攻下的匪徒，见状大乱，纷纷渡河逃跑。此次战斗中，父亲腰部被手榴弹炸伤，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取出弹片，每逢阴雨天，父亲腰部就隐隐作痛，因此时常以贴膏药来缓解疼痛。在被发现的档案中，1951年干部评级鉴定书立功受奖一栏内，填写有：剿匪时，团一等功一次。

　　父亲卧床多年，有一次，和他偶然谈及沙河籍志愿军知名战斗英雄杨春增烈士，父亲平静地说：“杨春增烈士，是我当年的战友，我带一个加强排70多名同志，曾经夺回过他牺牲后几易其手的阵地。”1952年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发起“五次战役”期间，负责坚守五四一阵地的志愿军第三十五师一〇四团四连三排副排长杨春增，在毙伤敌人200多人后，抱起最后一颗反坦克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此后，该阵地被反复争夺，几易其手。上级号召，学习杨春增烈士勇于献身的精神。在烈士精神激励下，某日黄昏，部队首长命令担任三十五师一〇四团三营九连三排长的父亲，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夺回五四一阵地。父亲率领一个加强排70余人，向五四一高地发起进攻。他率部分战士从山前发起猛烈佯攻，吸引敌人。副排长率余部，悄悄绕至山后，奇袭守敌。“当时弹坑就有腰来深，尘土到了膝盖上，冲锋枪及小转盘机枪的枪栓被卡住，根本拉不开，只有手榴弹可用。”几十年后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如是说。在敌人机枪猛烈射击下，正面佯攻的部队3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父亲身上的手榴弹也已经用光。困境中，他急中生智，把手榴弹箱子抛向山上敌人，敌人顿时惊呆了，丢下机枪就跑，山后的副排长带领战士及时冲上山头，一举消灭了守军，夺回了五四一高地。由于失血过多，处于半昏迷的父亲，强打精神嘱咐副排长及其他战士：“人在阵地在……”后来父亲转入师野战医院，苏醒时，守在一旁的首长惊喜地说：“我们的英雄醒了！我们的英雄醒了！”由于父亲受伤的左臂感染，野战医院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可能要进行截肢手术，上级首长询问情况后，亲笔签字，批准其转入国内黑龙江佳木斯医院进行治疗，这也就是档案中记载的三十二陆军医院。1953年1月至1956年，父亲一直在河北荣军医院养伤、学习。正是此役，父亲的左臂被子弹打穿，险些截肢，后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授予他“人民英雄”军功章。

　　回忆起父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父亲真是一个居功而不张扬的“老兵”。几十年来，父亲从未向我们炫耀过其战功，谈到曾经经历的生死战斗，经常说：“我比那些死去的同志们幸运多了。”

　　父亲是一名两袖清风、不折不扣的“老布尔什维克”。当年父亲转业不久，成立临洺关镇信用社，组织任命父亲担任主任，我家人多劳力少，凭父亲一点微薄工资，难以养家；信用社同事劝父亲从信用社贷款资助，被父亲严词拒绝。几十年来，家父从未因给子女找工作而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时至今日，我们兄弟姐妹无一人系公务员或干部身份，其中两人从事卫生保洁和废品回收来养家糊口。2011年8月，原永年县县长杨华云同志了解父亲事迹后，非常激动，连连称赞他：“多么好的同志啊！”并亲笔批示，给予表彰。

　　望着老父亲“回乡计划书”，我思绪万千。战争结束后，他听从党的号召，毅然写下“回乡后绝不居功自傲”的决心书，并一生守诺，隐功埋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永恒不变的初心和本色。

　　（郑东海，河北永年人。从事法律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