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民:从生活中打捞戏剧情节
2023-07-24 09:53:00     河北文艺网    【字体:

对戏剧有着近乎痴狂的执着和热情,接触过剧作家孙德民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

2月28日,京剧《小英雄雨来》首演过后,孙德民马不停蹄地奔往承德,对荣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话剧《青松岭的好日子》进一步排练打磨。3月初,该剧赴京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近日,孙德民又投入到新剧的创作当中。“这部剧以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为题材,讲述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孙德民透露,上个月刚到保定,对保定学院的师生进行采访,座谈交流,做素材的收集工作,6月底到新疆,深入了解在那里支教的保定学院学生的工作生活状况。

深入生活是孙德民进行剧本创作的法宝,也是他的剧作屡获大奖的秘诀。他说,深入生活是弥补创作不足最好的办法,任何作家想偷懒,想躲过付出艰辛的深入生活,永远写不出好剧本。

孙德民坦陈,戏剧创作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打过退堂鼓,但是克服了困难,当这个戏剧立在舞台上,听到观众掌声的时候,往往就下决心:“我还要接着写。”

记者:您与戏剧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孙德民:我和戏剧的缘分,应该说从很小的时候。因为承德当时是热河省的省会,承德有个热河省话剧团,就是现在的承德话剧团。小时候我就喜欢看戏,特别喜欢看话剧,更喜欢看热河省话剧团的话剧。所以当时演的《白毛女》也好,《纪念碑》也好,我记着好多戏的名字。

那时候,演戏不是在剧场,而是在广场上。我记得小时候在广场上看戏,挤的是人山人海,有时候把帽子挤丢了,有时候把鞋也挤掉了,但是我特别喜欢,我不但喜欢舞台上的这种形式,我更多的是被剧中的人物,剧中的故事,被演员的表演,深深地感动。所以,我特别迷恋话剧。

记者:所以,您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承德。

孙德民:我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两年助教,执意要回承德来。到承德,我要求到承德话剧团,就做了编剧。后来一直从1964年,待到1994年,调的省文化厅,在承德话剧团待了30年。

我觉得从小时候,这种戏剧特别是话剧铭刻在心里的东西,就像戏剧的种子一样,使你奠定了一生的理想,一生的追求。所以我为什么搞了一辈子话剧,跟小的时候种下的这个戏剧种子、话剧种子,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早期的作品偏重于农村题材。

孙德民:因为我到承德话剧团以后,一开始就跟着张仲朋老师,我们下去深入生活,那时候是搞《青松岭》。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农村作品?因为我虽然没生在农村,但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经常下乡,所以我对农村特别熟悉。我总觉得越是基层啊,包括那些农民,包括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他们在农村的奉献是很多的,我的好多作品是写农村的基层干部。而且农村当中呢,越是基层,它越蕴含着社会很深刻的矛盾,那么对于戏剧创作,它就反映非常深层的东西。

记者:农村孕育着戏剧的种子。

孙德民在乡间

孙德民:现在我们讲,在创作中,如何从集体意识当中打捞个人意识,从集体的情感当中打捞一些个人情感,从现实当中能够增强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基层群众或者在基层生活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戏剧创作来说,它就更孕育着这种戏剧种子。所以有时候我的作品,就是从生活当中直接打捞人物,直接打捞情节,直接打捞矛盾。

记者:《雾蒙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孙德民:我是1972年在那个村,就是青龙的七道河,几乎生活了一年。戏里边的每一个主人公,我都认识,都有生活的原型,跟我感情都挺好。特别是基层的老支书,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干部,但是别人对他不理解。我就选择了那个老支书死了之后,当反对他的人醒悟过来后,跟他有一段对话。这个最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而且他有历史演变在人身上留下那种深深的烙印。

记者:您的每一部戏里的台词都很接地气,语言很鲜活。这些台词也都来自生活。

孙德民:对,话剧主要靠着演员说。角色的心理也好,角色的情感也好,角色的思想也好,完全靠着说话,所以说话就非常重要。当然,说话要表现一种思想,表现一种故事和情节的进程。但是,表现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心理,表现人物情感,就应该给这个人物非常独特的语言。只有非常生活、非常个性化的语言,只有老百姓喜欢、容易接受的语言,才能够打动观众,吸引观众。

语言的收集,跟我这些年在农村有关系。我在农村呢,老百姓这些话他平常都不会说的,他只有跟你非常知心的时候,已经不分彼此了,他脱口而出,这个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最能表现人物的心理。像“想给人家送礼,你提着猪头都找不着庙门”这样的话太多了,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我比较有心,我现在记录的语言,已经记录好几本了。到创作的时候,就很简单一翻就出来了。

记者:您写每一部戏都要深入生活。

孙德民(左四)在基层体验生活

孙德民:我写每个戏,都要下乡。凡是现实题材的戏,我都要先深入生活。我这个人是笨鸟先飞。因为我不是学创作的,在大学是学文艺理论的,但是我喜欢戏剧,我要搞这个,我就有那么一种劲头,我觉得我要办的事,我一定把它办成。我虽然笨,但是我笨鸟先飞。你用一个月深入生活,我两个月,你写一个本子改两遍,我改四遍。我觉得深入生活,是弥补创作不足最好的办法。

记者:现在您与蹲过点的这些地方还有联系吗?

孙德民:像我那个生活基地,青龙的七道河,还有隆化县的四道营,这是我两个保持了三四十年的生活基地,现在我每年都要去,他们每年还都要来看我。

我在承德话剧团的时候,他们一来来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也住不起旅馆,就住我们家。我们家又招不开,大伙的衣服也不脱,就躺在床上。然后呢,我爱人给他们买点馒头,就很简单在那吃住。他们要考汽车司机,要买化肥,我就给他们帮忙。就是这种关系。他把你看成是知心朋友,你把他也看成知心朋友,所以他们所有的内心活动啊,包括他们的情感恋爱结婚,什么都会跟你谈。有时候我到隆化四道营去了,临走前,给你装点小米,装一把绿豆,有的还装个倭瓜。对他们来说,那是非常宝贵的。

记者:上世纪80年代,话剧生存面临一种危机,业界也称为是戏剧危机,但是这段时间恰恰是“山庄戏剧”诞生的时期,也是您创作最丰硕的一段时期。

孙德民接受采访

孙德民: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正是那个时候,1984年当了承德话剧团的团长。

严格来说,那个时候山庄戏剧,就想为承德话剧团找一条出路。当时剧团非常困难,到剧场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下海”“触电”都走了,当时也调我到省电视台,我没来。我就觉着咬咬牙能够坚持下来。为了给承德话剧团找一条出路,当时我就搞了好多戏,比如话剧《女人》,给国家统计局写的;给国家民委写的《班禅东行》;给中央统战部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还给国家林业局写了《这里一片绿色》。你给他写,这是宣传,他要给你钱的。我又把这个改成电视剧,他还给你钱。这样呢维持了承德话剧团的现状、演职人员们的生存,大家能够挣些钱。

另外,这些戏呢,我们不但要钱,而且还要拿奖,还要拿文华奖,还要拿“五个一工程”奖,所以必须提高这些戏的质量,使它从宣传走向艺术。所以我们就想承德话剧团必须走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山庄戏剧。山庄戏剧是从生存逼出来的一种东西,也恰恰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承德话剧团开始搞山庄戏剧的。它不仅维系了生存,而且也使得在舞台上形成了一种山庄戏剧的现象。

记者:山庄戏剧带着明显的地域特征。

孙德民:承德的避暑山庄,当时是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而且它有外八庙。当时它这个作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一所天然的民族文化宫,难得的历史博物馆。所以你要写承德的地域文化,再加上观众的认可,所以我们就搞了山庄戏剧。

话剧《雾蒙山》剧照

当时承德话剧团的山庄戏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反映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清朝的历史剧宫廷剧,像《懿贵妃》《班禅东行》《圣旅》《帘卷西风》,我写这几出戏都属于宫廷戏。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塞北承德地区的农村戏,就是燕山地区的农村戏,像我写的《晚雪》也好,《雾蒙山》也好,一直到现在的《青松岭的好日子》。实际反映在文化的深层上都有一种和合的东西。

记者:山庄戏剧有什么特质?

孙德民:我觉着山庄戏剧呢,在演出风格上,跟其他地区其他院团演的历史剧宫廷戏完全不一样。它都接地气。当时写《懿贵妃》的时候,买不起《筹办夷务始末》,那本书需要20多块钱。当时是1982年,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去抄,上午也去抄,下午也去抄,中午就在北海公园的椅子上躺一躺。而且我们找的故宫的清史专家辅导这个戏,就使这个戏非常真实,非常清新,接近老百姓。农村戏,它有很多泥土气息,清朝宫廷戏也具备这样一种风格。这就是山庄戏剧的特质。

记者:您创作的作品获奖无数,您在戏剧创作上有什么样的诀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孙德民:我觉得这个诀窍更多是一种责任,是一个剧作家的责任。

河北梆子《李保国》剧照

因为在自己创作过程当中有两类作品,一类作品就是我愿意写,我要写。比如像《懿贵妃》《班禅东行》,还有《晚雪》《成兆才》,这些作品因为我从他们的资料当中受感动,我要写。还有呢,就是领导让我写。如果他光让你写,肯定写不好,你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写《李保国》,我深入生活将近半年,写《塞罕长歌》我上坝上就去了20多次,重新到那儿让这个事件感动你流眼泪,最后变成了你自己非写不可。

话剧《塞罕长歌》剧照

记者:60多年来,您不停地创作是不是也是责任使然。

孙德民: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还是强调一种责任感。戏剧创作不是挣钱的职业,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另外,戏剧成活率很低,它受各方面的影响。但是既然搞编剧,应该有一种责任意识,你不能怕穷,剧作家不会发财,要坚持贫穷、坚持寂寞,没有这个精神,很难搞新的创作,我觉得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孙德民在研讨会上

说自己的坚持,另外也有一个爱好。总是到最累的时候,觉得就到此为止了,年龄也大了,我这几次下决心不再动了,但是当这部作品完成的时候,当上级有计划的时候,又想进行下一部新剧的创作,又想深入生活了。因为你这个戏剧创作呀,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时候也打退堂鼓。但是克服了困难,当这个戏剧得奖立在舞台上,当听到观众掌声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那时候往往就下决心,我还要接着写。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会隔几年进行再次创作,被称之为“重耕”现象。

孙德民:我好多戏剧都是属于重耕的。为什么重耕,为什么要重新写?一定是这个时代使我对这个事件的认知,又让我有了新的体悟,又给我新的启悟。这个高度,是观众没有想到的,一定是作者先想到的。那么这个高度呢,恰恰是当今时代的观众所需要的,也是当初创作在前一阶段留下的遗憾,这是一种认知的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如何讲这个故事,可能当时讲这个故事,还没有让观众有非常大的陌生感,现在它可能有更强烈的陌生感。

话剧《青松岭的好日子》剧照

像把《青松岭》的话剧重新创作成现在的《青松岭的好日子》,《青松岭》那时候是阶级斗争,矛盾多尖锐啊,那么今天的青松岭到底什么样了,观众是满怀着期待,满怀着一种陌生感,要看看你写今天的青松岭现在怎么样了,钱广他们的后代现在什么样了。所以,这样一写呢,我觉得它就有一种新的陌生。

记者:在戏剧创作方面,您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跟现在的青年剧作家分享一下吗?

孙德民:我觉得经验就两条。一条呢就是深入生活,这个戏不是你编出来的,戏要从生活当中捕捉出来,我创作的几乎所有现实题材的戏,都是从生活当中拿到的一个戏剧种子,甚至从生活当中捕捉人物,捕捉故事。具有张力的人物关系,具有强烈冲突的情节,甚至从生活当中直接搬来的。

还有一点,我跟别的剧作家不一样——我接受审判。我的每一个作品出来,都要找专家进行研讨,讨论起来这个面子上很不好看的,甚至专家把你的那个给否喽。如果他都说你好,你不会有进步。你不要爱面子,你就让他谈。一个作家不要固守自己这点东西,接受大家的意见,接受人家对你哪怕是批评,哪怕是否定,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提高,也是一种进步。我的作品应该说没有这些专家的帮助,没有观众的意见,我觉得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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