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昌的“三书”人生
2023-12-01 09:21:34     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    【字体:

“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了解邢建昌,是通过这些标签式的文字介绍,每个头衔都似乎传递着和普通人的距离感。

然而见到本人,却是出乎意料的平和、风趣、睿智。他谈读书、讲专业、聊人生感悟,从古到今,从中到西,关于经典、关于理论,不假思索,信手拈来,金句频出。

这样的一位老师,自然深得学生们喜爱。课堂上,他用满满的知识“干货”充盈着学生的头脑,也丰富着学生的生命,他的学生称“邢老师不只是学术上的导师,更是人生的引路人,听他的课有一种力量,向上的牵引力。”

他在文艺美学、文艺理论与评论的世界里不懈探索,至今已有40多年。在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文艺美学研究》《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等学术专著10部。近来,他主持的《河北艺术通史》正在进行审核、修订,出版后将为读者全景式展现河北大地上发生的动人艺术故事。

读书、教书、写书,几乎占据了邢建昌全部的时间,这也正是他奉行的“三书”主义。今天,让我们走近邢建昌,听听他的“三书”人生故事。

邢建昌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您的研究方向是基础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当代文化批评,听说您高中时学的是理科,后来转到文科。这样一段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研究有没有影响?

邢建昌:我高中学的是理科,数学尤其学得好。第一年高考没有被录取,就转到了文科,因为我自小喜欢文学。

但理科的学习思维对我影响很大,搞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理性色彩比较浓郁,要求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我的这种能力可能就来自早期的数学教育。有人评价我的文章既有理论的纯度,又有感性的经验。感性经验与多年的文学阅读积累有关,理论的纯度可能跟早期理科学习、训练有关。现在看来,选择文科我很庆幸,觉得没有选错路。

记者:您最早接触文学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

邢建昌:我小时候完全是在文化荒芜的背景下盲目地阅读的。那时图书特别匮乏,我看过《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杜鹃山》的剧本当时还能倒背如流。虽然这些阅读跟后来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但我最初的文学阅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一次,我钻进村委会大院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一本《科学家谈21世纪》的书。这是华罗庚等几个科学家写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知道了“千里眼”“顺风耳”的故事,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找到了一个打开世界的窗口。这对于我后来考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事专业研究特别有帮助。

记者:最早让您感兴趣的美学或文艺评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的?

邢建昌:我真正系统的专业阅读是从大学开始。文学类的,比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读了很多。同龄人很多都喜欢文学阅读,文学阅读之外,我也特别喜欢理论阅读,尤其喜欢读19世纪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作品。我托朋友从北京买来《别林斯基选集》,一共三本,当时才花了10块钱,如获至宝,读了至少三遍。别林斯基的文风文采、犀利的判断、对文坛状况的了解和把握,对我的文学评论写作影响非常大。我在大学阶段写了好几篇文学评论类的文章,比如评电影《人生》《高山下的花环》《女大学生宿舍》,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在一个青年人的精神成长当中,一本影响非常大的书会持续发酵。对我来说,《别林斯基选集》就是这样的书。

记者:您对美学产生兴趣是不是也在这个时候?

邢建昌:我对美学的兴趣是从大学本科阶段开始的。1979年到1983年,全国有一个美学热,我是1981年考入大学,其实是美学研究的热潮把我引进或者推进了美学研究的行列。

大学时代的邢建昌(右二)

有一年暑假,在庞安福老师的推荐下,还是大三学生的我到承德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美学研讨会,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李泽厚先生。大约是下午1点,我们乘一趟车到了承德,当时人群特别热闹,有人说李泽厚来了,我当时还不认识他,就问了句“哪位是李泽厚”,没想到先生就在我旁边,转身跟我握手。这一握手,对于一个青年学者可以说是莫大的鼓励。

从承德开会回来,我径直到北京沙滩北街2号《小说选刊》编辑部拜访阎纲先生,因为我的本科论文写的就是论阎纲的文学批评。阎纲先生很忙,但还是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临走的时候还送给我他的新书《文坛徜徉录》,我觉得这是前辈学者对我的厚爱和鼓励。这种鼓励也是我喜欢美学并且一生致力于研究美学的一个动力。

记者:后来,您把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作为人生的志向。

邢建昌:我1985年毕业留校,当时留在写作教研室。毕业两年后,我向学校提出要报考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后来师从杨景祥老师、冯健男老师,攻读文艺学专业硕士学位。

欢乐的大学时代。(后排左四为邢建昌)

真正决定把美学和文艺学当作人生志向,应该是从读研究生阶段开始的。我在老师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阅读对于提高我的理论能力非常有帮助,我决定把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人生志向,这个追求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记者:做大学老师是您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

邢建昌:我做大学教师好像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那时,我们是包分配的。当年我之所以能够留校,就是因为我写文章,并发表过,而且在大学阶段还参加过演讲比赛等。我喜欢大学的课堂,大学教师可能是我最好的职业选择。

从1985年到现在,我从教近40年了。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教师除了要向学生准确传递科学的、有根据的知识外,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要教给他们学会在特定的知识谱系里研究问题。一个好的大学教师一定要有研究能力,研究能力会直接反哺教学。大学欢迎的是有思想的老师,有能力把问题呈现出来,把学生的知识盲点激发出来,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缺陷,从而主动地去学习。

大学老师应该是学生精神成长的引路人,心灵的呵护者,同时也和学生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你在教育学生,其实学生也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学习。老师和学生在大学的环境里面是相互成全的。

记者:从您对美学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来看,应该怎么理解美学?

邢建昌:美学既是大学里一门高深的学问,也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门高深的学问,美学学科的名称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1750年首次提出来的。中国古代其实没有美学学科,中国美学学科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王国维率先建立的。老百姓对美学的向往,实际是希望通过美学找到能够使自己审美能力提高的方式,体现了人们在物质文明提高之后对高品质的精神生活的向往。

邢建昌

作为人生哲学,美学是涵养人性的最好方式。美学在超越的向度上为我们提供人文智慧,使我们拥有诗意的眼光和眷注的情怀。带着这种情怀打量世界,世界就会向你发出召唤和邀请,你和世界之间就有了非常和谐的对话关系。这就是古人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相较于残缺的、功利的现实世界,美学属于理想世界、可能的世界。它能够呵护心灵,给人一种温暖的前行的动力。

记者:您曾在《美学与艺术鉴赏》这本书中提出了美学以提升人生境界为旨归。从提升人的境界来讲,是不是人人都要学点美学?

邢建昌: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全社会都来学习一点美学。美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只是仅仅思考美的本质之类的问题。美学就是一种人生的方式、一种看待世界的态度。有没有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和气象。我建议生活中的人再忙碌,也要放慢脚步,让心灵跟上。这里所说的心灵,就是美学意义上的心灵。

记者:那么应该怎么学习美学呢?

邢建昌:具体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提升,这是个系统工程。首先,我们要大量接触文学艺术作品,在阅读中帮助自己建立起一个以艺术世界为核心的精神世界。其次,再选择一些美学著作去阅读。有一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那就是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这本书对于初学美学的人来讲也是非常好的入门向导,值得我们去反复地阅读。一个人应该有能力涵养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这都是和我们美学的学习以及美学精神的培育联系在一起的。

记者:这么多年的美学研究和教学,对您有什么影响?

邢建昌:懂得了庄子所说的“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道理。在车轮飞速旋转的现代社会里,我有能力保持内心的笃定,这是美学给予我的。美学还使我获得了一种超越的眼光,学会了以超然的心态做入世的学问,懂得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幽默感与敏感之间的平衡。

我是一个笃定的热爱美学并且坚守美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我学习美学、研究美学、写美学文章,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化解特定阶段人生的焦虑、困惑。从这个角度讲,我也为美学学科贡献了一种非功利的、学术性的、有历史传承性的人文力量。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特别高兴。

美学于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生命的需要。我经常在想,假如有一天我不再阅读美学著作,不再研究美学,对美学的问题不再有热情,那可能意味着我的生命的终止。所以说,美学成全了我的人生,这一点我感受非常强烈。

记者:您写了很多专业著作,还写了关于余华和劳伦斯的两本书《先锋浪潮中的余华》和《劳伦斯传》,这两本书是在什么契机下写的?

邢建昌:《劳伦斯传》是应北京大学易杰雄教授的邀请而撰写的。那时,易杰雄教授组织一套20世纪焦点人物评传丛书,其中涉及文学家劳伦斯,有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我。易教授很慎重,先让我写出一章来给他看,我就写了一章给他。他觉得写得很好,就把《劳伦斯传》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我。我能写《劳伦斯传》,其实这跟我的文学阅读有关系。劳伦斯有争议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在大学阶段就读过,而且很喜欢,还看过同名电影。劳伦斯的其他作品如《儿子与情人》《虹》等我也都读过。有这个基础,我完成任务就非常顺利。那时候年轻,精力充沛,白天上班,晚上写作,而且是手写,大概多半年的时间就把这本书写出来了。

另外一本《先锋浪潮中的余华》,是应师兄赖大仁先生的邀请写的。赖师兄要组织一套当代作家研究丛书,让我写余华,我也就答应了。有意思的是,这是国内较早以专著的方式研究先锋作家余华的。其中一些文字,还被中学教材采用。

记者:您更多的作品是关于文学理论的。

邢建昌:读博士期间,我的多篇论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博士学位论文《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的转型研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转型的视域研究中国当代美学,答辩委员会给予“大题巧做”的评价。

另外,《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是我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的著作,我的口号是把理论做到底,就是要把理论做深做透。这本书获得了河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我还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的论文。

此外,我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是我和我的团队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思考文学理论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出版后,知识生产问题成了全国的学术热点。这本书还获得河北省第十七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五届“啄木鸟杯”年度优秀作品。

记者:您在文化艺术评论这一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美学和文化艺术评论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

邢建昌:美学和文化艺术评论关系非常密切。文化艺术评论需要眼光,需要视角,需要理论根基,需要文本细读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核心都与美学有关。美学不是外在于文艺评论这个话语体系的,美学是文艺评论的底色、品味和灵魂。历史上,凡是批评做得好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影响了时代风尚的,像别林斯基,背后都有一个很强大的美学背景。所以,我个人主张将美学的理论修为和文学评论实践结合起来。

记者:近一段时间,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写《河北艺术通史》。

邢建昌:《河北艺术通史》是河北省文联、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委托项目,由我来主持,调动了河北高校、科研院所的力量,也是省文联、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对我们的信任。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成了初稿,大概200万字。下一步就是打磨文字和图片的质量,争取把国内第一部地域性质的河北艺术通史高质量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讲台上的邢建昌

这部艺术通史从史前时期就是从阳原考古发现的历史开始写,一直写到当下,大体分成三卷:古代编、近现代编、当代编。古代编我们注重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古代河北艺术通史提供了一些崭新的资料。近现代编注重河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红色艺术。当代编注重主题创作和具有时代症候的艺术创作。通史试图让大家看到一个艺术家要想取得伟大的成就,应该怎样和他的时代很好地结合起来。

撰写《河北艺术通史》,是我们触摸历史上发生的那些动人的艺术故事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讲,也是精神的激励,我们会为河北这块广袤土地上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感到欢欣鼓舞。

记者:教师、学者、评论家,对于这三个称谓,您更看重哪一个?

邢建昌:第一肯定是教师,教师是我的本分,是我的职责所在。作为一个评论家,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课堂上,应该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参与当下文学与文化论争。所以,我也写一些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严肃地讨论学术问题的,有的则是介入当下的。我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批评的伦理》和《为批评辩护》,一篇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2期,另一篇发表在《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这两个杂志都是引领当下文艺批评方向的。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也是教师知识延伸的一种方式。作为教师,我将继续从事理论研究,也开展一些文艺批评活动。

现在的我,除了“读书、教书、写书”这三件事之外,没有太多其他的事情。有了更多时间践履自己喜爱的“三书”主义,这是非常幸福的。

(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 康瑞珍 吴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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