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艺名家谈艺录》| 王力平:一位不肯谈“我”的文学评论家
2024-10-15 09:25:24     河北文艺网    【字体:

  2022年7月5日,石家庄市中山宾馆。

  下午2:30分,头发花白、温文尔雅的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力平在主持完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后,摘下临时戴上的老花镜,拿起桌上的几页文件纸,在掌声还没有停息时就走下主席台。很快,会议厅里只留下了这位资深文学评论家的背影。

  坐在会场里的我并没有鼓掌,而是望着台上呆呆发愣。我大致能猜到,此时的他一身轻松,仿佛卸下了一副挑了很久的担子。2018年8月,王力平从河北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休;次年7月,在河北省第十次文代会上,他卸下了兼任的文联副主席职务;而今天——准确地说是他拿起文件走下主席台的那一刻,他卸下了河北省评协第一届主席团副主席的职务,这是他在河北文学艺术界的最后一个兼职。

  其实,他退休以后已经很少谈论文联和作协的工作了。用他的话说:“退休就要有个退休的样。”当然,在文学评论活动中发表专业意见除外。作家、评论家的“专业”没有退休之说,他们就像老中医,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也越能看透文艺规律,因而是不会轻易被忽略和忘记的——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以中国作协代表团代表的身份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而此前他在中国作协担任第八、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十代会后专门委员会换届,他的名字仍然在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的行列里。

  无论是人事关系所在的省作协还是兼职的省文联、省评协,王力平都是分管和从事业务工作的副主席。但在与作家、艺术家的交往中,在文学创作、交流和研讨活动现场,大家口中的一声“王主席”,就我的感受而言,绝非只因为他的领导职务——接下来,我打算就以此来称呼这篇文章里的主人公。

  王力平

  一

  王主席是从文学理论研究转入文学批评领域的。

  在教科书中,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不同的两件事。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对二者做了这样的区分:“文学理论是对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则是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研究。”由于文学理论要为批评提供工具和标准,评论家的理论识见越高,越能在评论中切中肯綮,这是毫无疑问的。

  1989年10月,王力平出席河北省第三届文艺振兴奖颁奖式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是国内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1989年第1期出版后,细心的读者发现,这一期发表了三篇讨论“反映论”问题的文章。一篇是《也论现实主义和反映论问题》,作者陈涌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批评家,时任这本杂志的主编;另一篇是《艺术反映论的来龙去脉》,作者涂途是留学苏联归来的著名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第三篇题为《反映论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作者王力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文章中以严谨的逻辑论证,提出了反映论在文学活动中被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在当时的文学理论研究和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教材中,都习惯性地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来解释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但文学艺术究竟如何反映社会生活,却少见有人追问和深究。这篇文章认为,在“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即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感悟。忽视“审美感悟”这个中介环节,就无法回答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问题。作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作家艺术表现的对象并不是社会生活本身,而是“作家对生活的审美感悟”。他进一步指出,反映论不仅是文学活动的本体论,也是方法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只有在克服了对反映论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倾向之后,这个结论才是有意义的,才不再是人云亦云的“浅薄的套语”。

  这篇文章提出了“审美感悟”作为中介环节的理论问题,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又把作家情感和主体意识引入艺术对象和艺术目的的理解中。对于破除反映论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具有重要价值,也将文学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至于这篇文章为何被放在了《商讨与争鸣》栏目里,我想,除了文章本身对反映论被简单化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的因素外,更大的可能性之一,是编辑面对这样一篇论证和结论都极富冲击力的文章,一时难以给予确定的学术定位和价值评判——毕竟,那时作者刚刚30岁。

  说到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王主席感慨良多。文章写好后寄给了陈涌先生,但后来被告知文章转给了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主编郑伯农处理。王主席心头一凉,顿觉发表无望,因为自己在文章里有多处批评郑先生学术观点的内容,这岂不等于自投罗网?!然而让王主席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发表了!前辈的胸襟令他深受感动。

  文章刊发后,王主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深入思考。2013年9月,他发表了《论审美感悟的二重性及结构因子》一文,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审美感悟的客观基础、所具有的“现实图景的具体性和心理图式的独特性”二重性特征及其结构性质。这两篇文章使“审美感悟”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概念得到了完整的建构和阐释。

  做理论研究,最难是创新。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是否能够抓住这样的机遇,虽然与该理论门类自身的成熟度有关,但决定因素却是研究者的功力。对于文学而言,从白话新文学诞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至改革开放时的1980年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很难再有前人未曾解决的理论迷惑——在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的殿堂中,王主席是幸运者,其理论成就更是多年理论准备后的水到渠成。

  有了敏锐的理论眼光和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积淀,王主席进入文学现场从事文学批评始终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面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从讨论先锋写作的《新潮小说:头足倒置的世界》到探讨创作方法的《东方视野下的创作方法问题》,从分析铁凝小说中的艺术世界到对“河北四侠”作品的评论,他的见解总是鞭辟入里,令人叹服——值得注意的是,王主席是国内最早跟踪研究铁凝作品的评论家之一,他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徘徊在此岸与彼岸之间》《〈长河落日篇〉文体阐释》《〈玫瑰门〉:生命之谜的深层次探索》和《隔膜与沟通:主题演变描述》、四篇副题为“铁凝艺术世界剖析”的系列文章是文学批评界关于铁凝创作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综论。

  详读王主席的评论集《在思辨与感悟之间》,我的神思游走在观点新颖、语言清冽、条理清晰的文字中,头脑里始终萦绕着一个疑问: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是怎样炼成的?不得不说,在王主席身上,无论是天赋还是后天的努力,几乎“集齐”了做好理论评论必备的要素条件。

  对理论问题的强烈兴趣。在王主席的理论文章中,对论证过程的强调和对论证方法的讲究,能使人感受到他对理论思辨的兴趣和能力,而他的理论兴趣首先是被文学兴趣激发的。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是从知青点上考入的河北大学中文系。对于当时为何报考中文系,他这样对我解释:“据说在中文系看小说那就是正事。你想想看,能把消遣当职业,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于是就选了中文系。没承想,愿望实现了,真看了大半辈子小说。”他的回答让我忍俊不禁,或许这并不是真实情况,但至少表明他非常喜欢读书。正是由于在阅读中体验到了快乐,进入大学后的阅读范围从小说蔓延到哲学、历史、政治和文学理论著作,这为他选择理论评论作为职业追求奠定了基础。不过,他全凭自己的爱好随性读书,比如在完全没有课程要求的情况下,读完了全套十卷本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随之又读了《六十种曲》和《缀白裘》等。这些古典戏曲典籍不仅佶屈聱牙而且枯燥无趣,但他却读得津津有味。到了毕业论文选题时,索性就选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研究。第一稿出来,因为涉及内容庞杂,被论文指导老师打回重写。歪打正着的是,导师通过毕业论文看到了他在理论研究上的兴趣和潜质,主动协调将他分配到省政协,觉得那里工作轻闲,可以继续曲学研究。但事实表明,老师想得太简单了,行政单位不会给一个年轻干事提供学术研究的环境。两年后,他离开了令人艳羡的大机关,调入省文联《文论报》去做文学理论编辑。这次调动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要选择,其中的兴趣、热爱、专注和坚持都是不难想象的。我问他是怎么想的,他淡淡地说:“时尚吧,那时候流行‘专业对口’。”

  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对被简单化了的反映论的质疑和对审美感悟的理论辨析,背后是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究真相,善于发现问题的怀疑精神。“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观点的源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而且在蔡仪、以群等文学理论家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中是“真理”般的论断,数十年来不见有人质疑过。但王主席“大胆设问,小心求证”,逐一辨析教材中的内容和权威专家关于同一问题的论说,直指其中隐含着的局限性乃至矛盾和谬误,其理论勇气令人敬佩。这是他经过多年理论训练养成的思维习惯,显示了一名优秀批评家的职业操守。

  1985年,在《文论报》编辑部

  在王主席那里,怀疑精神是认识和把握世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这不仅表现在文学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中。他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但并不以接受权威史观和欣赏历史传奇为主。他认为“读史可以明目,但读史要取俯瞰视角”,善于通过理性思考辨疑我们习焉不察的固定结论来探求真相。他的散文集《砚边草色青》中收入多篇访古和谈古的文章:其中《寻访黄金台》对《辞海》中关于“黄金台”的记载提出异议,更在将孔子周游列国看作是传播儒家思想的俗论之外,认为这是“古代知识分子要把平生所学‘货于帝王家’的最早的努力”;荆轲刺秦向来只被认为是侠肝义胆的勇士之举,但《秋风易水畔》一文不仅由侠义精神只有在弱者不能自保、也不能被社会保护时才会被呼唤,将“侠义”的情感和观念看作“一种弱者的哲学”,同时还以知识分子的仁爱之心观照生命,批评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到底还是“重”自己的事业而“轻”他人的性命;《论闲书可读》则批评郭沫若读杜诗的简单和机械。缘于这种文风,河北批评家鲁守平将他的散文称作“智性散文”,“或探究,或辩证,或务求其是,或力排其非”“辨析完了,得到一种智性的满足”。

  2001年10月在西安,参加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调研(左起:曾镇南、王愚、陈忠实、王力平)

  持之以恒的毅力和专注力。王主席的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并不贪求“量大”,而是篇篇求精。在大讲效率、想方设法制造影响力的年代,这种办法不仅“笨拙”,而且还容易被人误解,但他并不在意。他对反映论的思考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但直到1989年才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在漫长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他不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典中寻找根据,也通读了当时能找到的国内所有版本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等教材、专著以及大量学术文献,为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的文学评论专著《水浒例话》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20年,用专业的批评眼光进行扎实的文本分析,既可做《水浒传》的新解,又可做学习文学批评的教材,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但每一篇章从撰写到发表再到修订都称得上是数易其稿,著名作家何玉茹认为其举重若轻的写作风格只有“凭借老练通达、炉火纯青的学术修养才能做到”。

  2001年10月在长沙,参与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调研(左起:龙长吟、曾镇南、王力平、彭见明)

  基于思辨之上的专注力也成为他做任何事的良好习惯。在《文论报》时曾与他同屋办公的领导、评论家封秋昌回忆说,力平在编辑工作中不仅认真细致,而且有前瞻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批评热,涌现出一大批青年批评家,经力平建议,《文论报》开设了《我与批评》专栏,吸引了当时活跃的中青年批评家纷纷主动撰稿,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对于收到和送审的稿子,他几乎每篇都有所改动。那时没有专职校对,都是版面责任编辑自己负责,经他校对的稿子差错很少。力平专注于编辑工作,很少出办公室与其他部门的同志接触,所以调来很久省文联仍有很多人不认识他。

  二

  文学评论家是一个专门用于文学评论从业者的称谓。在常识里,当某个领域的人被用“家”来称呼的时候,必然已经超出平常,在专业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我们的习惯也包括:当我们面对专家的时候,天然地认为他们不仅在专业上出类拔萃,还应该在德行乃至境界甚至生活习惯上,都应当完美到符合每个人的心理期待,散发出足以引领当代、启迪后人的人格魅力。

  受到家风和知识分子“反思自我”意识的影响,无论生活还是学术研究,王主席都有苛责自己的习惯。从言谈举止到学术观点,从衣着服饰到不吸烟不嗜酒,再到不愿给人添麻烦、不喜往人多的地方凑,他像极了一个用“修齐治平”“内圣王外”这些传统理想人格图像摹画出来的人。尽管我们无法完全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从日常生活里的表现中,你极难从王主席身上找到那些需要刻意去适应才能接受的言行。与他相交,他带给别人的是宽和,是熨帖,是极为精确的分寸拿捏。他似乎怕别人为难,怕别人难堪,所以一直在为别人考虑。

  2021年4月,《水浒例话》首发式

  替别人考虑,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对青年人的培养和指导方面。

  李倩迪是王主席在河北大学文学院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时带的第一届学生。在王老师的第一节课上,她记下:“好好读书,好好做事。读书的三重境界:学以致用—开卷有益—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总结:忌急功近利,忌尽信书。”在她看来,王老师指导学生不仅课堂气氛自由,而且在理论接受方面也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深受学生爱戴和信任。在王老师的建议下,李倩迪到省作协实习,得以有机会接触文学现场。她的毕业论文以小说家胡学文为研究对象,而当时胡学文就是河北作协创作室的专业作家。在王老师的鼓励下,她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胡学文展开对话,提交毕业论文附上了对话稿,答辩时获得了评审老师们的高度评价。

  研究生毕业后,李倩迪进入出版行业从事编辑工作,老师对她的工作仍然时有帮助,为此她还在手机里建了一个名为“老师说”的文件夹,专门记录老师提点自己的话。碰巧的是,她担任了王主席的理论评论专著《水浒例话》的责编 。她精心编校,特别是花费精力对书稿中引用的大量文献进行了逐一核对,深得老师赞许。编辑过程也仿佛使她重回课堂,继续聆听王老师深刻犀利、言浅意深的讲授,醉心于他那“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学术风格。

  中国文艺评论最高奖“啄木鸟奖”获得者、在影视和网络文艺现场声名鹊起的青年批评家王文静对王主席的为人和为文都深有感触。一篇影视评论文章写好后,自己拿不准其中的观点是否立得住,便想听听王主席的意见。待收到反馈稿后,她惊讶地发现,王主席不仅解答了自己的疑难问题,而且对表述不严谨的地方做了认真修改,使文章的立意和论证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王主席在理论著述中的学术意见,以及在文艺评论现场耿直犀利的态度,令王文静深深折服。她决定通过系列学术对话的方式向王主席求教。在对话过程中,王文静领受了一位老评论家对后辈耐心细致、不厌其烦的谆谆教导。每当她提出一个话题,王主席不仅会就提纲中的所有题干与她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而且翻阅大量理论著作,以求更完整、系统和准确地解答她的提问。而当这些对话稿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时,作为主要答问人的王主席却主动将自己署为第二作者,以此来向文坛推介年轻人,这让王文静大受感动。她坦言,每一场对话都是自己从一位贤者那里获得精神力量的过程,不仅廓清了自己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困惑,王主席对待学术极端认真的态度,以及不计名利、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无私帮助年轻人的襟怀和格局,更让自己受益无穷。

  让王文静受益的还有王主席所主张的批评观。对批评理论的思考是王主席理论评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后撰写了《关于“感受的批评”之我见》《批评:在深刻的片面之后》《批评什么?》《理性看待文学理论批评的“圈子”》等文章系统论述批评理论。他既熟悉中国古典批评理论,又精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且熟悉文学现场,这为他建立自己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系提供了条件——而这一体系,又是他的文学理论观向实践层面的延伸。他提出,建设新的批评理论,必须从准确理解文艺的本质开始,而文艺的本质就是人对于社会生活审美感悟的传达和表现,因此应当把审美感悟作为批评的对象和起点。在这个基础上,他主张“在场的批评”,即要把批评置于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双重背景下,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不同领域,与创作构成“对话”关系;进而与创作一起,与社会生活、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历史实践构成审美的“对话关系”。他的《呼唤“在场”的文学批评》一文集中论述了上述观点。受到这一批评观的影响,王文静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不仅将影视剧、网络小说等文本置于相应的文化史坐标系中加以理解,更放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观察和评价,从而使评论文章有了新的风格。

  王主席“替他人着想”,我也是受益人之一。在评论集《网络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一书的后记中,我曾记下过这样一句话:“收入书中的这些文章中的观点还有互相‘打架’的现象,我在文学评论之路的启蒙老师、河北前辈批评家王力平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向我发出过‘预警’。”这句话不是我“假客套”,而是真实情况的记录,是王主席看到我早期的批评文章立场混乱、观点矛盾之后特意指出来的,而且当时他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保护我的自尊心,因为当场感觉到了他的良苦用心我倍觉汗颜。经他的提醒,我在批评文章的立论上提高了百倍的警惕,从而避免了不同文章之间“打脸”的现象。

  王力平

  王主席的学问和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在工作和专业上关心年轻人,主动将“话筒”传递给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学术积淀帮助他们成长,在让他们少走弯路的同时为他们的批评之路加油鼓劲,是王主席对文艺事业比他的理论创新和勤奋的文学工作更大的贡献。

  三

  现在,让我回到这篇文章的缘起上来。对我而言,这篇文章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也是一次值得铭记的特殊经历。

  接到省文联为省内知名老艺术家撰写学术评传的任务,且得知“分配”给我的对象是王主席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事难度太大!姑且不论我是否能够把握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评论观,他很可能连采访都不会接受,甚至连将他列入撰写计划这件事他也未必同意。据我所知,无论面对媒体采访还是日常闲聊,他乐于谈文学、谈作家创作,谈他最近读过的小说、看过的影视剧,偶尔会谈及文坛轶事,但很少谈他自己。而按照撰写体例要求,撰写者不仅要记录老艺术家的创作之路,还要总结提炼他们的艺术经验,如果不征得传主同意并拿到相关的资料,这评传文章是没法写的。

  我的直觉很准确。随着事情的推进,预想的情况果然出现。

  首先是我吃“闭门羹”。我打电话向王主席讲清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写作想法,并提出要采访他,他用他那极具个人风格的、半是玩笑半认真、半是幽默半揶揄的说话方式答复我:“开什么玩笑!我看你还是不忙,你该写什么写什么去吧!”我解释了一番他也毫不松口,我只得说请他再考虑考虑,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时隔不久,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省文联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给我打电话,她仿佛刚刚经历一场什么事件,语气中带着懊恼和沮丧。原来,她也刚刚在电话里吃了王主席的“闭门羹”!她代表组织出面,请王主席与作者一道尽快完成文联的这项重点任务。令她没想到的是,王主席不但没有痛快答应,而且对她做起了“策反”和“劝退”工作,问她:“你就不怕挨骂?!”大讲在河北有多少多少比自己成就高、比自己影响力大的文学名家,应该写写他们,将自己列入这个名单是非常不合适的,要求将自己换下来。

  她对我说,将王主席列入名单,不是因为他是作家,而是因为他是评论家。

  这事怎么进行下去?她让我帮忙拿个主意。其实我已经有主意了:请组织上给老艺术家和撰写者各发一个红头文件,然后再去联系,保不齐其他撰写者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除了是文艺评论家,王主席还是一位能顾全大局的老领导,支持工作的觉悟肯定是有的。

  盖着红章、标准公文格式的公函电子扫描件第二天就发出了。我再给王主席打电话,他的语气缓和了些:“这事总归是不好,但我再不同意,好像是不肯支持文联的工作了。”又叮嘱我,“你别太认真,我也没什么可写的,你按字数要求完成任务交差就可以了。”尽管语气中满是消极和无奈,但总算是答应了。

  于是,我兴冲冲地把已经列好的采访提纲发给他,并约好时间去当面采访。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收到了他对提纲的回复,欣喜地打开一看,马上就泄了气:所有关于他个人生活的问题均被略过,他答得最多的仍然是自己对理论问题的看法和所经历的河北文学发展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几乎都能从公开资料里找到。面对面采访时除了又听到几个不能写到文章里的文坛掌故外,我也并无新的收获。

  看来,请他谈自己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只得重新调整思路。仰赖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我开始从网上搜寻资料,又联系访问了他的一些同事、学生和朋友,从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甚至,也不得不开启我自己的记忆闸门,来打捞关于他的一些点滴记忆。但靠着这些,拼凑出来的多是他在工作中的情形,好在对于一个将生命中最好的岁月都投身在文学工作岗位上的评论家来说,这些同样重要。

  十五年前我与王主席第一次见面,不是缘于文艺评论,而是缘于文学工作,那是在保定市作协举办的文友会上,他带队来基层调研。突然拥进来几位头上顶着知名作家、著名评论家和省作协领导头衔的陌生人,窄小的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后来的调研会议是怎样开的、发言的顺序是怎样的、大家都讲了什么,多年后我已然忘记了。能够记起来的,只有王主席说话的样子。以后每次见到他,那时的场景就展现我在眼前:他背向窗户,面色冷静,语气沉稳,不疾不徐地娓娓道来,没有任何口头禅和语病,言语中就像有一只大手,把听众紧紧拉进他的语境里;讲话的内容极富逻辑性,只要记录下来,不用做什么修正,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谈起文学问题来条理如此清晰和淡定的人,睿智之外透出的是曾经沧海后的淡然与豁达,他一定是一位曾经在沙场上冲锋陷阵过的‘老兵’!”当时我这样想。随着后来对王主席的熟悉,渐渐印证了我最初的判断。尽管当时正值盛年,但工作和专业的历练早已使他洞悉了文学和人事中的奥秘和关窍,也练就了写一手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大文章的高超技巧。

  1996年年底,省作协独立分设。在时任作协主席铁凝的领导下,积极争取省委、省政府和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省作协在石家庄市槐北路择地建设河北文学馆,并配套建设作协机关办公用房。在刚刚分设成立的省作协,王力平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基建办主任。1999年10月,基建任务完成,文学馆举行落成典礼,《山高水长——河北文学史陈列》剪彩,省作协迁入新址办公。12月,王力平被任命为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这既是对他既往承担行政、基建、财务等繁琐工作职责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是对他文学理想的再次成全——作协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学专业方面,党组一班人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从作为文联的组成协会到以独立单位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承担起团结服务作家、繁荣河北文学的重任。从组建专业部门到制定规章制度和工作规划,每一项工作都是河北文学的新开端。在党组分工中,王主席被明确分管新成立的河北文学馆和创联部,他不用再凭着书生意气勉为其难地与建筑承包商打交道了,终于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热爱的文学之路上来。

  2015年10月,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主持“文学叙事中的现实与想象”(左起:王力平、刘建东、李浩、胡学文、张楚)

  2005年10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在洛杉矶拜访华裔作家黎锦杨(左起:刘宪平、萧惊鸿、黎锦杨、王力平、王世伟)

  在他退休后不久的一次闲谈中,我说起他所倡导建立的一些文学工作机制在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反对我的说法,反对把作协的工作成绩与他个人联系起来。他说曾经分管过的那些工作,都是职责所在,与那个个体的“我”没什么关系。何况所有的工作都是责任处室和具体负责工作的同事在做,自己其实没做什么。但是,年长一些的河北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至今还记得,正是在王主席分管期间,一些被证明对繁荣文学事业行之有效的制度性举措陆续建立起来。比如组建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艺术委员会,开展年度重点选题和全省优秀作品排行榜评选工作,建立理论评论工作中的特约研究员制度,启动签约作家寻访文学大家活动,等等。他还多次反驳我称他是“一个被文学工作耽误了的评论家”的说法,说没有哪篇评论文章是被工作耽误的,如果耽误了,那只是自己偷懒,不想写。

  从1984年调入当时的省文联直到在作协退休,王主席与文学、与文艺评论事业朝夕相伴35年,是新时期以来河北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诸多事件、现象、思潮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常言说,一块石头被握在手心里,时间长了也能焐热,更何况是自己钟爱半生并且将一直热爱下去的文学事业。基于深厚感情和独到的学术眼光,王主席深知河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和河北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至于在新版《河北省志》编纂过程中反复陈说意见,直到把编委会“烦得”同意将文学部分独立成卷,在全国地方志编修中首开先河。如今,这部《河北省志·文学志》连同他主编的《燕赵文艺史话·文学卷》等,全面梳理、汇集和呈现河北古今文学成就和发展经验,已是研究河北文学史绕不过去的珍贵文献。

  假如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学院派”的理论家,上述工作中的种种情况或许并不重要,但像王主席这样身在理论现场,又同时对省内文学繁荣发展负有责任的评论家兼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种情况不止王主席一人,从广东的谢望新、上海的孙甘露到江苏的汪政等,由于理论评论的内在诉求与工作目标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的理论批评主张也通过工作得以付诸实践,这无论对于评论事业还是作家的成长以及文学的繁荣,都是极其难得的。

  从台前走向幕后,从繁忙的文学工作现场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活中来,王主席早已适应了这种转变。

  王力平

  我在采访提纲中问他退休后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又有什么感触。他给我的是直接“把天聊死”的回答:“退休后生活状态有一个变化,就是不上班了,其他没什么变化。”但我知道,“没什么变化”中饱含着他对生活和理论批评一如既往地钟爱与投入。虽然他很自觉地站到“退休老干部”的队伍里,但在他身上看不到老气横秋,看不到松懈和懒散,他时刻保持着对新的文艺作品、现象的关注与思考。除了陪老伴儿——一位在全国文物保护系统声名卓著的古建筑专家散步、聊天,共同打理二人过去因为各自忙于工作而耽误了的私人生活外,他有了大把的时间上网、追剧,关于网络文学、网络综艺和影视剧,观点之新颖与时尚丝毫不输年轻人,而更多了洞察与深邃。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也意味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家与评论家。他们与时代同进步、共生长,其中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王主席和他的同代作家、理论评论家们一起,共同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黄金时代”——他们用赤诚之心承接了传统又启迪着未来,使文艺园地里始终呈现着“山围草木翠烟平,迢遰新城接旧城”的盎然生机。

  作为后辈,有理由向他们致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桫椤  本名于忠辉,文学创作一级,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诗选刊》杂志主编。2007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作品,曾获河北文艺振兴奖、孙犁文学奖、《芳草》文学奖等。出版文学评论集《阅读的隐喻》《网络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网络文学研究著作《林海听涛与〈冠军教父〉》《安静的九乔与〈我在红楼修文物〉》等。

关键词 :王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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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 河北文艺网      责任编辑:赵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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