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石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宗教仪式和巫术活动，即《礼记·乐记》所言“圣人作乐以应天”。由此可见，在远古社会，人类出于对天神的敬畏、崇拜与感恩，产生了礼乐，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种礼仪的程序和音乐的使用逐渐形成规范、形成制度，并对个人的品格发展乃至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乐”“礼”连结之“娱神”

　　在先秦时期，礼乐制度是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中娱神仪式成为礼乐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通常来讲，娱神仪式会伴随着盛大的音乐和舞蹈表演，以表现先秦人民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之情。

　　回溯先秦历史，音乐与舞蹈作为音律和乐器的法度，在占卜、礼祀、军事等重要活动的出现频率也逐渐增加，这让“乐”和“礼”之间的连结也日益紧密。由于时代过于久远，考古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夏朝的礼乐活动的直接证据，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文献中对于这一时期的礼乐活动进行推测。而与夏朝相比，商朝关于音乐舞蹈的直接记载就有很多。如《礼记·郊特牲》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间也。”这段文字展现了商人祭祀的流程，即先用音乐昭告天地鬼神，然后进行杀牲祭祀，由此可见，音乐舞蹈在祭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契合了“乐”“礼”最初发展的目的，即娱神，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音乐不断繁荣发展，相关的礼仪也逐渐变得完整、严密。此外，通过解读出土的甲骨卜辞，也常能发现商代使用音乐舞蹈进行占卜和祭祀的记录，如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多瞽”“多万”就是这一时期负责音乐舞蹈的官职，提到的“商奏”“嘉奏”则推测是祭祀音乐的名称。由此可见，在娱神、敬神的过程中，音乐得到了发展，各种仪式规范也开始形成，而这也造就了“乐”和“礼”的初步连结。

　　“乐”“礼”连结之“别异”

　　《论语》有云“礼以别异，乐以和同”。这句话说的是礼仪是用来区分人们之间的不同身份和地位，而音乐则用来使人们和谐相处。在先秦时期，礼乐制度规定了不同社会阶层在祭祀、朝会、宴享等场合所使用的音乐和舞蹈，以此来彰显身份与地位的差异。而为了划分并稳定阶级差异，“乐”“礼”的连结也进一步强化。例如，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礼乐重器，被誉为古代世界的奇迹。这套编钟由六十五件青铜钟组成，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造型庄重华美，装饰繁复精致。曾侯乙编钟出土于曾侯乙墓，该古墓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编钟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想象一下，在祭祀场合，编钟、编磬、建鼓等“金奏”乐队环绕四周，笙箫、琴瑟置于其中，以雅颂之音升歌，舞者及王室贵族随音乐起舞，构成了周代一场高级别的乐奏盛况。这样的场景使得“乐”与“礼”的影响力逐渐扩散，为礼仪之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在先秦时期，这样繁复的礼仪、优美的音乐是上层统治者的专属，而“乐”与“礼”的这种连结让阶级的区分更加明显。

　　“乐”“礼”连结之“教化”

　　在先秦时期，礼乐制度不仅是社会秩序的体现，更是教化民众、引导道德风尚的重要工具。据《礼记·乐记》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由此可见，“乐”“礼”在先秦时期有着教化民众、引导道德风尚、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在周朝时期，首个成熟的礼乐制度得以确立。在此制度的框架下，周代的宗法制度得以顺畅运行，同时，随着礼乐制度的兴起，雅乐体系对后世千年的音乐与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代通过礼乐进行民众教化，并建立了完善的礼乐教育体系及乐官乐工制度。《周礼·春官》详细记载了从“大司乐”到“舞师”的二十多种乐官职位，他们各司其职，不仅负责演奏各类乐舞、管理乐器，还承担着对贵族进行礼乐教育的职责。宗周雅乐体系便在这样的礼乐教育中形成了一个循环，持续在统治阶层中传承。在国家机器的推动下，“乐”“礼”逐渐走向民众，并潜移默化地传递着统治者要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将其内化为民众的自我约束，这样社会则会形成和谐的氛围，统治的根基自然也就更加稳固。

　　总之，先秦时期“乐”“礼”的连结是在“娱神”“别异”和“教化”中形成的，表现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探索。随着历史的发展，礼乐制度在后世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同时相关文献的记载也可以让后人描绘出中华民族礼乐发展的脉络，进而为“乐”“礼”在现代文化发展中的传播以及现代社会秩序构建提供启示。

　　作者系云南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先秦舞蹈审美意识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CE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