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女性电影创作的浪潮中，关于女性困境的叙事，经历着从对外部社会结构不公的控诉到女性内心世界主体性重建的历程。在此语境下，两部同时出现的最新女性电影，即2024年9月上映的《出走的决心》（中国）与7月首映的《爱的暂停键》（挪威），均由女导演自编自导，一中一西，同时聚焦中年女性困境，构成了一对极具对话性的研究样本。它们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条道路的两个分岔路口，同在女性自我救赎的命题下，一个试图向外“出走”突围社会空间的规训，一个试图向内“暂停”中断惯性生活流的湮灭，两部电影既互为镜鉴又截然不同，为我们勾勒出当代女性电影中对女性困境的多元化叙事路径。

两部影片都深深植根于现实，并因其对女性处境的真实刻画被观众深刻的共情。首先在创作背景上，《出走的决心》由女导演尹丽川执导，改编自“50岁阿姨自驾游”的真实故事，基于原型人物资料和大量的女性生活调研，为影片打下了坚实的社会观察基础。《爱的暂停键》由女导演莉莉娅·英戈尔夫斯多蒂尔自编自导，2025年该片获得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许多东亚女性观众感觉在影片中仿佛看见了自己，对生活的深度体察让影片跨越文化；其次在主题内核上，在这两部电影同样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分工中面临的重重困境，主角都是陷入困境的中年女性，既有充满破碎感的婚姻，也有需要不断调和的代际冲突，所有这一切都变成日常且隐秘的压抑，不显露水却日复一日的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叙事焦点上，尽管故事路径迥异，但两部作品都指向了女性自我疗愈与成长这一共同主题，注重与女性的现实关联，揭示了社会结构、情感模式与代际创伤的跨文化普遍性，具有社会心理成长的深刻意义。

在当代女性电影的叙事谱系中，《出走的决心》与《爱的暂停键》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女性觉醒路径：

首先在叙事空间上，《出走的决心》中家庭空间被塑造为对主人公个性压抑的主要场所，这里既有被物体的遮挡、拥挤造成的逼仄，也有被家庭成员所无视造成的缺席，在这空间中主人公除了不停的劳作，其实并没有一席之地，她的存在不过是一种“缺席的存在”，主人公需要的是一个现实空间；《爱的暂停键》中主人公在家庭矛盾爆发后，选择离开家庭待在一个暂时的独处空间，影片最具象征意味的是主人公在镜前与自我对话，在独自的镜前空间完成自我的认定，她并非没有现实空间，她需要获得一个独立的心理空间。

在困境的根源上，《出走的决心》展现了一种社会结构的压迫，主人公李红因为家庭重男轻女放弃了学业，为逃离家庭选择了爱情，为了孩子坚持着婚姻，甚至最后为了要照顾隔代的外孙要不断延迟自己的满足，这个女性一直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着女儿、妻子、母亲、姥姥的所有社会角色，在这种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中女性权利是匮乏，她难以作为她自己本身说出她自己的意愿；《爱的暂停键》影片更为深入地挖掘了女性内在的心理结构，揭示了女主人公玛利亚内在“爱的模式”与“伤害的模式”深藏在她的无意识中，虽然冲突集中体现在当下的婚姻关系，但其内在是对于情感沟通的匮乏、亲密关系的疏离、既无法洞悉自我需求又听不到他人声音的内心困境，这既有原生家庭的影响下的代际创伤，也期待现代女性的自我成长，不仅在于当下的婚姻关系，更在于内在的、历史性的心理探索。

在反抗话语的模式上，《出走的决心》是一种向外拓展的“出走”，电影既有对现实空间的改变，主人公以自驾游的方式由家庭空间拓展到社会空间，也回应了在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娜拉”之问，娜拉出走究竟有没有可能，所以这不仅是主人公自我边界的一次划定，也是一次公开的宣言；《爱的暂停键》是一种向内拓展的“暂停”，主人公通过与心理咨询师对话、与亲人关系的真正审视，在不断的辨认、回忆与思考中，告别了愤怒和绝望的“受害者思维”，认识到自己在破裂关系中的应该承担的主体责任，以深刻勇气疗愈内在的伤痕，完成了一场精神分析式的探索。

这两种叙事恰恰反映了女性处境的复杂性，结构的束缚与内心的枷锁常常交织在一起。两部电影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它们共同丰富了女性电影的叙事，共同揭示了完整的解放蓝图，任何单一的突围都显得不够彻底，应当既有“出走的决心”，也有“暂停的智慧”，既能向外突破藩篱，也能向内探寻真我。真正的女性主义叙事，既可以是对外部枷锁的勇敢打破，也可以是一场内在世界的温柔重建。

【作者简介】

徐光淼，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教授，从事当代文学及影视评论的研究与教学。发表期刊、报纸论文多篇，多次获省文艺评论奖、市社科成果奖，曾入选河北省文联中青年文艺人才“燕赵秀林”计划，获河北省“三三三”工程人才、邢台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邢台市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邢台市青年岗位能手、邢台学院教学名师，邢台学院首届最美教师、邢台学院“三育人”标兵、邢台学院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