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亲手创造出的AI是否有可能反客为主，成为人类世界的主宰？AI是否可以完全服务于人类，并且长期与人类和平共存？关于AI与人共生关系的讨论在若干年内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题材文艺创作的母题。小剧场话剧《悲伤管理协议》将目光聚焦AI与人类的情感问题，其实是对当代都市人群精神与情感困境的一个AI版解析。在AI与人共创的写作方式之下，产生了诸多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之举。

AI写作之下的新型叙事体系

《悲伤管理协议》由AI和本剧编剧关渤共同创作而成。编剧在三年间将关于剧作法的书籍持续投放给AI，培养AI对于戏剧写作的认知水平，并且不断校准其写作策略和方向，用人机共创的方式完成了一部关于人与AI的戏剧。而本剧的创新性探索远不限于此，机器人在剧中真实扮演角色的实践使人机融合的理念形成闭环。因此，这是一部戏剧市场上较为罕见的始于人和AI、终于人和AI的话剧作品。

该剧讲述了一个带有悲情色彩的关于未来都市的故事。作家G先生被困在由S先生创作的“天网OS”智能系统中。丧妻之痛让他在每日既定的直播之后总会坠入更深的孤独。为了“管理”他的悲伤，系统派来了AI助理T小姐。她能用G先生已故妻子的声音与之对话，成为G先生的情感依托。天网创始人S先生看到了人机融合的可能性，而伦理官Q博士则步步紧追，试图在人性被彻底格式化之前按下暂停键。

两个人类作为架空世界的创造者，试图用“天网”来管理人类。但他们的价值观却并不统一，Q博士带着朴素的、更接近于当下现实社会的伦理观，S先生仿佛科学怪人与疯癫统治者的结合体。实验对象G先生和机器人T小姐则生活在虚拟世界天网管理下的世界里。这样的逻辑架构直接孕育出套层的戏剧结构设定。两个创造者的矛盾关系是第一层，天网管理下的G先生和T小姐为第二层。第一层对第二层起到绝对的控制和影响作用，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外力。而第二层则是本剧的戏核所在，在天网这个既定的戏剧情境中，G先生和T小姐因S先生和Q博士的对抗和碰撞引起他们生存境况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人物命运。

本剧对主人公G先生的塑造是条理清晰且层层深入的。他在妻子离世产生的巨大悲怆中无法自拔，于是被天网以悲伤管理的说辞强制监禁起来。极端的实验环境让G先生濒临窒息，唯一的生存变量就是机器人T小姐。她作为G先生悲伤管理的实际执行者前后经历的几个阶段组合成了本剧的故事线索。

一开始，她以G先生亡妻安娜的外貌和声音对其进行治愈却遭到拒绝和反抗。但悲伤的持续加剧，让G先生接受了这唯一的慰藉。T小姐利用安娜的数据生成了一封给G先生的信，这种越权行为导致T小姐系统崩溃。当一切归零，T小姐不再拥有安娜的记忆时，她变成了一个只具备出厂设置的机器人。即便如此，她依然取代了安娜，并成功获得G先生的依赖和“爱”，由此成为产生全新人格的蒂娜。从对亡妻难以抑制的思念到接受披着安娜外衣的T小姐，再到彻底爱上机器人蒂娜，G先生与AI的情感试验对应了本剧的题眼——悲伤管理协议。原来悲伤才是最致命的毒药，随时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而除此以外，人类可以适应一切、服从一切，只要不再悲伤。

本剧的高潮在于G先生通过S先生的“飞升”计划，放弃了自己的肉体，通过意识与AI生活在了一个虚拟空间之中。而他肉身的陨灭彻底将“天网”的传统观念击碎。他可以爱妻子，可以爱拥有妻子记忆的AI，也可以爱与妻子毫无关系的AI。爱让人有了希望，只有无所不在的爱和希望，才能阻击悲伤的强大破坏力。

从整体上看，全剧标准的套层结构源于AI对戏剧结构的精准掌握，而“天网”这个戏剧情境则有力地将两组人物关系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融合得恰到好处。虽然技法和技术是老的，但是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人机共生的老生常谈也能演变出新的可能性。不同于传统戏剧具备更多当代感的叙事语境，虚拟时空的人机对话具有鲜明的“赛博感”，它充分抽离了现实，在另一个完全虚构的造梦空间里完成了人类依靠AI对人类进行的试验。这个实验揭示出人类更深层次的孤独，对于爱和希望饮鸩止渴般的冀望。更加残酷的是，当AI作为人类情感载体和替代品的设想一旦成立，那未来还有什么不能被AI取代呢？

当AI写作已经变成戏剧领域无法逃避的现实

AI写作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AI能取代真实的编剧完成创作吗？这也是编剧关渤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悲伤管理协议》的创作可以明确回答一个问题，AI无法独立完成一个较高质量的戏剧作品，但可以通过有体系的训练承担一部分编剧的功能。

这部剧的创作持续了三年之久，如果从创作的时效性上来说，AI并不比真人编剧高效。对于AI的反复调教、校准、训练，其实比一个成熟编剧的剧本写作更复杂，而且可能还缺乏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作为实操依据。

从另一方面来说，非现实题材的创作，如科幻题材等严重脱离现实、脑洞大开的创作类型却有可能借助AI书写具备一定的可看性和可读性。因为其中的台词本身就是靠想象生成，就算与当下的现实逻辑不符也无伤大雅。AI创作的台词生硬、缺乏生活细节和人情味等问题也可以较大程度规避。所以从题材的角度上说，现实题材是AI创作的死角，非传统类型的创作也许是AI可能大展身手的舞台。

我们拥抱AI，甚至依赖AI，希望AI能给戏剧创作提供所谓的“神来之笔”和突破既定写作窠臼的智慧之光。正如剧中T小姐通过记忆生成的信和她创造的蒂娜人格一样，任何一种全新的业态在投入生产中都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惊喜”。是排斥AI写作，还是接纳AI写作，这依然是话剧界值得深思的问题。但AI猛烈进攻的态势不会收缩，如何制定AI写作的策略并合理运用，才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话剧《悲伤管理协定》是一次人机共创文艺作品的典型案例。大胆直面AI写作这一热点议题，也体现出本剧的灵魂人物关渤的决心和勇气。编剧法需要突破和革新，AI写作的出现恰恰给编剧界吹进了新风。AI“走”上舞台，而不是隐匿于幕后和编程技术之中。这部戏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惊喜和可能。

作者系中国国家话剧院创作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