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文艺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衡量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标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载体之一,中国音乐近年来的创作与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原创作品数量持续攀升,青年创作者不断涌现,演出形态与传播路径加速拓展,国际交流频次与影响力显著提升。繁荣景象之下,如何在守正创新中实现高质量跃升、如何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确立清晰而稳定的中国坐标,仍是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
日前,在《人民音乐》创刊75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音乐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上,来自音乐创作、理论研究、教育与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创作机制、教育范式、评论话语、科技赋能与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在凝聚共识中为中国音乐高质量发展探寻路径。
培育“思想家型作曲家”
在与会专家看来,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前提,在于创作主体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明晰自身的价值立场。“当下音乐创作虽呈井喷之势,但部分作品的程式化套路、审美媚俗化、风格抽象化等问题不容忽视,更深层的症结在于文化主体性的不足。”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贾国平援引中国音协近年的相关统计指出,国内原创音乐中具有鲜明中国元素且实现深度融合的作品占比不足15%,多数仍停留在符号化运用层面。在他看来,这一现象与长期以来以西方体系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结构密切相关——传统音乐教学多重知识传授,轻活态传承与审美培育。贾国平认为,亟须推动教育层面的“范式转型”,重构中西并重的课程体系,培育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化自觉的“思想家型作曲家”,而非单一意义上的“技术工匠”。
创作主体与教育体系的重塑,离不开评论话语的价值引领与理论支撑。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指出,当前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整体上仍滞后于创作实践,尚未完全摆脱西方话语范式的影响。“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从先秦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到明清的‘童心说’‘性灵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审美范式与知识体系,这是构建中国自主评论话语体系的根脉所在。”徐粤春谈道,构建中国自主音乐评论话语体系,并非排他性的自我封闭,而是要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立足当下创作实践加以提炼总结,并在文明互鉴中融通古今中西。唯有摆脱“以洋为尊”的思维惯性,才能为音乐高质量发展提供契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与理论支撑。
在整体创作与评论体系逐步完善的同时,具体艺术门类的高质量突破仍需针对性破解难题。导演易立明聚焦中国歌剧创作现状,认为“戏剧性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当前歌剧作品数量不断增加,但优秀作品数量仍不足,歌剧学知识体系的匮乏是重要原因。他提到,在文本层面,不少作品热衷宏大题材却忽视人物命运书写,导致矛盾冲突薄弱;在音乐层面,则存在咏叹调内心表达空泛、宣叙调戏剧功能薄弱、乐队叙事被弱化等问题。对此,应建立剧作家、作曲家与导演协同创作的机制,强化文本戏剧张力与音乐表达的高度适配,同时系统推进歌剧学教育,探索民族元素的有机融入,回归“音乐承载戏剧”的艺术本质,推动中国歌剧形成学派形态。
音乐创作质量的持续提升,同样有赖于受众审美水平的同步发展。中国评协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周海宏从“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切入,强调全民音乐素养是高峰作品诞生的土壤。他认为,当前音乐创作既要贴近群众需求,更要承担审美引领使命——题材可以贴近生活,但体裁和审美形式必须持续提升。“要通过加强学校美育、开展干部审美培训等方式,全面提高国民‘审美心智’,为高质量音乐作品提供生长的沃土,形成创作与欣赏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周海宏说。
在审美培育与创作生态被持续热议的前提下,当下音乐创作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记者观察到,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在文艺领域的快速应用,科技如何参与、如何介入音乐创作,正在成为音乐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新课题。围绕这一前沿议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宋瑾聚焦AI在音乐领域的效能与边界,带来了自己的思考。“AI已能够续写经典交响作品、生成流行音乐,并在拟人演奏、协同伴奏以及教学与分析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其优势更多体现在标准化生产与风格模仿层面,难以替代人类在特定情境中所蕴含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表达。”宋瑾认为,AI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于“拓展边界”,应突破对人类音乐的模仿,利用技术优势,创作人类难以完成的复杂作品、跨艺术转译作品,甚至定制医疗音乐、宇宙音乐等新领域,使科技真正成为音乐创新的助力。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王瑞进一步从历史与方法论层面阐释了科技与艺术的共生逻辑。他认为,算法与灵感并非对立,而是数智时代的重要共生关系。“从毕达哥拉斯的弦长比例到巴赫的复调体系,音乐本身就内含严密的‘算法’逻辑,数智时代只是将这种内在结构显性化。”在王瑞看来,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推动艺术形态的自我更新,算法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成为创作者的“合作者”,在拓展声音组合、分析复杂结构、激发全新灵感的同时,艺术的价值判断、意义指向与精神关怀仍需由人类主导完成。
在平等对话中展现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
在国内创作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文明互鉴,同样是中国音乐高质量发展维度上不可忽视的一环。“音乐是突破语言壁垒、凝聚情感共鸣的独特媒介,这一点在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赵塔里木结合其在2025年对丝绸之路中亚段唢呐艺术的考察,分享了团队跨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7座古城,与13位唢呐传承人深度交流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考古与田野考察的多重互证,相关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西亚—中亚—中国”的唢呐传播脉络。在赵塔里木看来,当前丝路音乐交流仍存在短板:民间参与不足、交流主体不够多元,中南半岛与中亚等核心区域的合作多停留在表层,跨境版权保护机制有待提升,文化差异也易引发审美隔阂。对此,他建议设立专项基金扶持民间音乐交流与跨境联合创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合作方案,并建立多语言文化解读机制,使音乐互鉴更具深度与可持续性。
作为新时代推动中国音乐走出去的重要践行者,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以中国艺术歌曲的体系化实践为例,为高质量发展与文明互鉴提供了生动范本。“中国艺术歌曲承载着个体情感的细腻表达,也蕴含着鲜明的家国情怀与价值追求。”廖昌永说,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通过成立研究中心、举办国际声乐比赛、推动国际出版与海外巡演,逐步构建起“教学—创作—研究—传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大江东去》《我爱这土地》等作品在35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收获认可。廖昌永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有机统一 ——既要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整理国乐与诗乐传统,也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平等对话中展现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