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进一步展示我省文艺评论前沿成果，促进优秀评论作品传播，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开展“团体会员荐文”活动。本栏目甄选各团体会员所推荐优质作品，以期促进思想交流与观点传播，共同推动我省文艺评论事业繁荣发展。

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

现实主义审美向度

赵会喜

一

新诗百年的发展史，诗歌表达的技艺基本趋于成熟，各种流派、主义也已限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诗群以“现代诗群体大展”的方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代中国现代诗创作的整体风貌，他们主张“回到诗歌本身”，寻找语言的边界感，呈现诗歌本身的独立存在与自洽。历经30年之后，新生代诗人重返诗歌现场，以新话语形态介入诗歌本身，成为当前诗歌探索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笔者梳理诗群成立的背景缘由、重要事件、群体的区域性以及现实主义与乌托邦诗歌探索历程，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再次确认和整合概括，指认诗群在当下的审美学价值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期深入探讨当代乌托邦诗学理论的现实可能性。

进入新世纪之后，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传统与现代的重构，为80年代诗群的回归提供了可能性和崭新的解读方式。这对于诗歌而言，沉淀、消解、反思、批评、潜入时代依然需要经历艰难旅程。诗歌信仰作为“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表征”并未消失。近来，幸存者、非非主义、反克诗群、新死亡诗派的返场，无疑成为当代诗歌精神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品依然延续着先锋性和后现代主义的倾向。民间立场、思想独立、直面生存困境成为其基本的艺术追求，以陌生化和孤离感对抗现实。欧阳江河和杨炼有着较为接近的诗学主张，词与物的关系、词与他者、词与世界的连通，是其诗歌创作的精神支点，以个人美学反抗，“连接起所有独立思想者”。杨炼当时说，“我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个时代，……对于我，观察、思考中国的现实，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杨炼创作的长诗《迷宫》《一座向下修建的塔》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反向乌托邦诗歌写作，只是在形式上以反介入的姿态介入社会历史。唐晓渡说，“幸存是一种偶然的存在。这一人类学的基本事实同时也成为他精神上安身立命的理由。意识到这一点，使他对存在的空间性表现出更多的敏感和关注，并以此统摄他对时间的经验”，而这些为诗歌表述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揭示出生存困境和生命体验真相，而这种“真相”在词语的历险之中再次将我们引向新的思想场域和新的艺术可能。

现在很多新媒体平台推发的诗歌，还是有很多作品倾向于语言、结构、形式等技术性的营造，陷入过于自我的表达方式，而忽略了生活的根基、时代的洪流和生存困境的体验之间的碰撞，从而呈现出浮泛、空洞、贫乏和说教之感，这应该说是新时期诗歌的通病。对于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者来说，若一味沉溺于这种惯性诗歌创作，且借助于全新媒介推发诗作的便捷性、时效性，显然是不利于当代诗歌的创作的。语言、技艺、结构终是诗歌形式的组成部分，但对诗歌的品质与内核的主要考量还是在于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认知、立场思想的表达和生命经验的呈现。如沈阳老猫的《阿什贝利》，形式上是以阿什贝利为触发点，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无节制写作——主观意识不断向外流动，过于私人化的阐述，以语词为语词而弱化了的内容。这类诗歌创作在当下还是很有代表性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创作者现实生活经验的浅表化、缺乏对诗歌求真意志和精神内核的掌控、自我精神向度存在着审美盲视。还有一部分诗歌将创作中心最终指向了某个“点”，这个“点”就是一个语词或者说是一句话，而其他所有的附属性叙述与想象都围绕着这个“点”进行铺设，用技术经验支撑起故事构架，如桃生的《咖啡馆》等作品。从诗歌发展现状来看，这类诗歌在触及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单薄，只是存在于形式的设置空间中。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皆诗的时代，在众声喧嚣中，究竟是形成了“新诗二次革命”，还是标志着诗歌技艺的逐渐成熟，尤其是新大众群体、农民知识分子的介入，但这种所谓的繁荣诗歌图景仍需批评者加以正向引导。一般来说，诗歌创作技巧是很容易掌握的，因此，尽管一些写作者对生活、生命的体验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解，但由于这些短制作的诗歌技巧控制得较好，所以在很多微信平台、纸媒都有大量的推送。这种情况在当下诗坛是很普遍的，但也误导了部分读者，降低了诗歌的门槛与水准。而另一部分活跃在诗坛的作者，语言、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对他们都不再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写诗几乎成为他们青春的必修课，或者说一种基本的精神生活与存在方式。以上两类诗歌，与其叙事节奏、策略和语言有很大关系，但支撑诗歌的并不只是现实社会这些宏大的题材，而是更倾向于生活日常和自我表述的内在世界。由此，作者无论以何种技巧阐述与想象，都很难越过那个设想的“点”，或者说临界点。

当诗人的双脚踏入现实主义河流时，才能够清晰地听到大地的心跳和泥土迸溅的声音。曹宇翔的近作《向岁月致意》，是很值得研究的诗歌文本。林莽先生在推发这组诗的时候，在“编者按”中说：“诗歌有多种写法，这种看似松散的叙事，做到有序而清晰是很不容易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真的生命与生活。”这组诗可以看作作者在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有三首诗歌的标题直接以“记事”为题——《魏公村记事》《王府井记事》《景山后街记事》，其叙事极其节制，诗歌的抒情因素被过滤，在近百行的篇幅中叙述了与各类人物的交往、事件、生活命运与历史环境，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在长于叙事的同时呈现出文本技巧与大境界，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营造了精神原乡式的乌托邦。作者从日常生活细节、细微处入手，将生活坚硬的果壳逐层剥开，展现出社会生活的本真和应然愿景。由此，“魏公村”、“王府井”和“景山后街”等，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作者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区域场所，作为地理标志的系列意象再次向岁月敞开人生底色，向生命深处开掘与探询。这些“记事体”诗歌独特的艺术呈现，与作者运用绵密的叙事和细节真实有着内在关联机制，这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诗歌的审美价值所在，而叙事作为现代诗歌主要表现手法，在当前诗歌创作与理论探讨等方面，还存在着短板与误区，这是值得警惕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首优秀诗歌作品就显得比一部冗长的长篇小说更值得珍惜。当然，这里面存在着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现实主义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虚构的因素，正是这种艺术的“虚”让生活之“实”更加真实与丰盈起来。比如我们在读孙犁等作家的小说时，就会有一种很难区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二者之间的界限的感觉，尤其是西部小说更接近于散文所特有的真实世界。实际上作家为读者重新经营了另一个新的生活与充盈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小说在当代都可以说是诗性小说，都可以作为诗歌文本经典来阅读。因为他们是以诗歌语言的标准进行创作的，或者说是以写诗的境界创作小说的，这样也许更加妥帖。从小说的生活与艺术的真实来理解现实主义诗歌也会更加自然、明晰和准确，因为艺术之间的根茎与枝叶是相互连接与贯通的。这是一个作家对生活中非虚构部分逐步内化为艺术真实的“虚构”部分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虚构，作品最根本性的指向还是要体现出人道、人性与尊严这些具有永恒性的命题，而这正是这种艺术真实才让读者自发性地回溯到生活中的真实，并反作用于现实社会，艺术的魅力也正源于此。

现实主义诗歌的层次是丰富的立体的，因为现实生活为诗人作家提供了更为广袤、更为深邃的文学矿藏。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沿海城市不断涌现的民间写作中的打工文学，无疑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与理想追求的最为直接、生动的反映。《打工文学》（现为《宝安文学》）、《大鹏湾》、《特区文学》和《打工诗人报》等期刊为打工文学群体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平台。郑小琼、王学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以其在工厂车间底层敏锐的触觉——生硬的铁、螺丝钉——来抗衡这个艰难的时世。其中《黄麻岭》《完整的黑暗》以肉体和灵魂展开与现世的深层对话，以颠覆性的笔触在逐渐抵近事物的真相和对这个社会群体的悲悯以及时代所应赋予的人道与尊严。如果诗歌的火焰不能够照亮世道与人类之心，不能够祛除生活中的苟且与灰暗部分，诗歌的立场和信仰、精神与价值都将值得怀疑。任何文艺家都不应一味地沉溺于对社会与时代的礼赞之中，而是应该有震颤的旋律与真实的心跳，从黑暗中看取光明的勇气，否则文艺将会陷入平庸。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文本是由工厂的零件与社会的螺丝钉构成了主要意象群，那么王学忠的诗歌则侧重于对社会底层、工人阶层的持续整体性的解读与概括，以及通过日常语态、理性的呐喊直面时代的病症；王学忠的语言表达显然吸收了现代诗歌的养分，而郑小琼更倾向于诗歌的先锋性，在语言的言说中将日常与先验的部分自由地融合起来。

一个优秀的诗人，切忌囿于所熟悉的既定的题材，尽管这类题材有无限的广阔性与丰富性。作家一定要有广博的文学视野，要敢于对生活与事件进行陌生化处理，毕竟打工文学也仅是中国转型时期的具有地域性质的特殊文学现象，它们必将随着时代迅速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变化，当之前的写作所依赖的历史条件、环境状况等不复存在的时候，必将导致写作的原始资源的断链。这就要求诗人要转移写作的场域。郑小琼在最近一次的诗刊社诗歌座谈会上提出，“新时代诗歌需要思索如何用文学抵达我们的时代，探索代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独特文学形象与经验”，这说明她的诗歌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打工诗歌，而是在其更丰富的现实主义经验上融入了先锋因素，在时代的潮流中获取了现实与先锋同在的浪花。

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的优秀诗人鲁克，他在叙事中融入了浓郁的情感因子，使诗歌成为其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他在《诗是我的药》中说，“诗歌完全介入、参与并见证了我的人生，在苦难而又不乏幸福的岁月里，诗歌成了我的血、我的泪、我的呼吸”，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记录生活寓与历史充盈的瞬间。而宁明的诗歌在当下同样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他作为生活真诚的歌者，我们能够从他的诗歌中听到人间真实的声音。他提倡短诗创作，以微缩的景观来折射生活与时代的大变迁，对大自然的一草一叶、对社会生活的一点一滴，都是在用诗歌纯粹的语言来呈现，同时锻造着美好的生活，使其带着早晨新鲜的露水和泥土的味道。另外，邰筐、江非、徐俊国、张二棍、牛庆国、曹兵、陈亮、王计兵等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的代表，都是当代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较为趋近性的表达。不过从具体的表达方式上看，又各有不同的鲜明艺术特色，这与其身份、阶层、经验、实践等条件的不同有着密切关联，但都是与大地的呼吸与心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汲取着大地丰厚的营养，从传统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中进行借鉴，并不断地锤炼诗歌的高度。

现实主义并不等于将政治、社会新闻、集团利益等内容直接迁移到文本中，而是要对诗歌过于政治化、功利化的因素保持着警醒。诗人作为生活与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歌者，要明白叙事仅是一种手段与方略，并不等于生活本身，因此要时刻关注现实主义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现实社会生活才是大地的根系，唯有根系庞大才能够深刻、有力度，才能够让诗歌指向生活与时代的肯綮处。如20世纪50—70年代的“新民歌”和政治抒情诗，大部分作品很容易被指认为是全民参与创作的语言狂欢，指向集体化的乌托邦，明显已超越它所属的时代。这些作品与文学运动、文艺政策、社会变革要求有着密切关联，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文艺要反映现实社会，也就是间接反作用于政治生活了，而政治生活必须通过思想道德转化为行动，转为变革的力量，作用才能够持久地彰显出来。文学的经典意义，正在于它的超越时空性，这也是文学遵循了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所以诗人作家还是要挖掘艺术虚构部分的力量，通过这一对现实社会的高度概括力，表达现实美学不可遏制的力量。

二

关于现实主义的指认，有的评论者不一定认同这样的提法，甚至认为这样的提法本身没有价值，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对现实的解读已有了更为丰富多维的替代词，如语言的现实、审美的现实、精神的现实，也可以说在场、日常和它的本土性、地方性等，但笔者认为现实主义诗歌这种提法，或者重新强调，更具有不同的意义。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和追求，尽管它已经有了丰富的内涵与变化，但是并不会因时代、技艺的变化而改变诗歌的表达方式，那只能是写作者在不断努力寻求、拓展现实主义诗歌精神表现的边界。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小说经历了所谓的三次现实主义变革而逐渐回归，诗歌也经历着现实主义创作的回归的历程，写作者从现代派诗歌、朦胧诗呈现的抒情性主题，转而迅速进入到现实生活、社会经验的大碰撞、大创造之中，让诗歌逐渐成为时代的镜像和时代最为直接的折射，所以现在谈诗歌的现实主义仍然有其强大的社会意义，仍然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以及文艺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非单纯意义上出于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考量。

现实主义诗歌表达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这与其本身的叙事性是相关联的，因为它的叙事策略就限定在这个层面上，即使左冲右突，也仅是在叙事界面内波动、碰撞，而诗歌的品质决定于典型细节与思想的深度上，这就要求诗人对此要有着深刻的认知并且保持着警醒，才不至于陷入惯性的写作模式之中。与现实主义相对而言的是个体主义抒情诗歌，这类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完成了它的重要表述。它集中倾向于诗歌的“个人化”、个性经验的写作方式，从语言、技巧、结构等多向度展开了积极探索。如批评家陈超在同时期就鲜明地提出了生命诗学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等重大理论命题，并深入探讨了先锋诗歌的创作机理，以及对当代代表性先锋诗人进行了解读。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诗歌的现实主义性与个人化乌托邦是密切联系的，是建立在现实大地上创造的想象世界，具有在复杂困顿的境遇中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陈超指出，“优秀的诗人表现在诗歌上，他的生命方式是不断深化展开自己，将自己中最有意义的方面折射出人类的大记忆、大瞩望”。将诗歌指向诗人的生命的历程与灵魂的战栗，这里的“个体”与当时的“完全表现自我”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属于个体主体性的认知层面，是个体的生命、经验、创造与对人类精神的体认。这就将个体生命与人类精神二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人道、人性、尊严将被作为道德律令的底线予以严格遵守，并成为诗人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海子的诗歌创作就自觉地实践了这一生命诗学的历程。海子所迷恋的意象：麦子、大地、太阳、天堂、草原、少女、神、王等，他以个体生命之骤变的方式涌向了人类、太阳的中心和宇宙的边缘——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土地

黑夜从你的内部升起

在这首《黑夜的献诗》中，“黑夜”不再单纯意义上指向自身，也指向恐惧、死亡、未知和虚无，与“光明”形成错位，而且“黑夜从你的内部升起”，也即从诗人自身的生存困境与孤独世界的敞开与揭示，他的诗歌金属元素都是在无限地接近宇宙的终极——那个属于诗歌王国的真理和应然的世界秩序，由此，他创作的《太阳·七部书》俨然构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史诗，也是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史诗。因其诗歌文本的超越性，无穷抵近了诗歌时空的临界面与精神王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自我构筑的个人化乌托邦。诗人海子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位喜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在30年前，海子以血与火、光明与黑夜、历史与未来、宇宙与未知等命题，进行了锥心般的求证与灵魂般的拷问，以诗歌的光焰在燃烧自我，在书写时代的个人乌托邦。同时期，顾城的诗歌敢为接近个人化乌托邦的表述，但其人格分裂无疑又成为对现实境况以及诗歌本身的反讽。而西部的杨牧以《我是青年》、昌耀以《慈航》等作品表达了对社会生活的热爱和对时代的反思。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诗人张扬更多的是家国情怀和集体意识，而非个人化乌托邦，显然，这是时代赋予诗歌的特征。

唐晓渡在《必要的乌托邦：绿色和彩虹的力量——2017韩中日诗人大庆典上的发言》中说，“如果人类真有进化，在进化，那一定是朝着美和审美的方向。相对于早已制度化了的现代性，这在今天甚至成了某种必要的乌托邦”。诗歌应该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的维度。实际上，诗歌作为诗人的信仰并构建起个人乌托邦，这是个体主义诗歌的大境界。正如陈超所说，诗歌折射出人类的大记忆和大瞩望，也许只有到这个层面，诗歌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与财富，诗歌的共时体才能够在生命与真理之间找到新的共振。

个体主义诗歌优秀的诗人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诗群流派之中，有的诗群重新返场，有的依然在沿着“过去时”、将来时的诗歌道路在前行。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诗歌流派、主义，从文艺创作的本质上看，是技术手法、结构逻辑、指向性等方面的变化，是当时社会转型时急速变革所催发的产物。实际上，流派、主义也并不是新兴创造的门类。在某种意义上，从西方近代和现代所引进的各种文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都相当完备，在20世纪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诗群流派，与当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一旦这些前提条件、环境状况不复存在，相应的流派、主义也将逐渐落幕。即便是复出，当时有影响力的诗人也不会像从前一样辉煌了，前呼后拥的明星般的待遇没有了，因为人人拥有一本诗歌刊物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这也是新媒体的发展、网络的迅猛传播等方面的逼近与消解所致，同时，由于读者的思想认知、情感经验已经深刻了，理性了，盲动效应也随之失去存在的土壤。当前优秀的诗人都是在反省与经验中不断前行的；诗歌这种具有爆发力的文本，语言、思想、审美、建构等都有其临界点，都在等待着诗人个体生命的大碰撞，从而在现实生活、社会历史的尖锐的砾石中撞击出纯粹与伟大的诗歌花火。

在当下诗歌的探索与发展已经进入相对较为成熟的阶段，理论与技艺的争鸣再也不会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毅然和决然，冰与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流派与旗帜林立了。现实主义诗歌与个体主义抒情诗歌二者之间也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分野或者说对峙，反而是它们在游离之中相互吸引与借鉴，况且优秀的诗人都不会一味地耽迷于自我视域而迟滞不前。如持续40年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与意志力的朦胧诗派，显然他们的诗歌也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深刻的表达，只是介入现实生活、社会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方式不同；现实主义诗歌不是一味地为现实而现实的艺术，必将吸收某些流派诗群的优秀成果，否则诗歌就会失去本真与生命的体验，失去诗歌的张力与想象。如诗人北岛建立有“此刻天涯”公众号，这是他个人的文化工作室，对外发布诗歌作品及文化随笔；而杨炼、欧阳江河等诗人以“幸存者诗刊”为阵地，以高蹈的姿态重新步入新时代。

三

在历史长河的时间链条上产生有关诗的文化与哲学，而地理自然空间才是诗学思想的栖居之所。也许，从东西部的“人文的风土”，即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相互关联的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更能深层次窥见诗歌的乌托邦意识。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东西部诗歌写作的弥合度更为明显。上文曾提到西川、杨炼、海子等代表性诗人，为东西部诗歌融合做了进一步有益的诗学探索，悲悯、人道、生命、梦想和尊严这些纯粹诗学的要素依然闪耀在星空。他们在人类诗学意义上的探索，更值得年轻一代诗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在东西部大历史、大文化互渗互融的背景之下，文学产生的思想、诗歌构建的美的建筑和乌托邦诗学的花园，便产生了新的艺术意味和审美追求。

乌托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审美价值追求，主要体现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和精神原乡，而个人化的乌托邦意识，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乌托邦有着明显的差异，后者更侧重于政治制度、法律法令和社会公共叙事等方面的“大同”构想，一切矛盾将消失或在某种意义上达成和解，是人类命运的一种极致完美呈现的城邦理想，悲悯、苦痛、反思与批判是二者产生乌托邦意识的主要认知的支撑点。

个人化的乌托邦往往是潜在的、遮蔽的，需拨开社会的重重云雾和迷障。在长旅中需尝试着在通向深渊的沿途标出一些路桩，而这些“路桩”便是词语历险的标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些词语只有处于它们所属的语境中才可能为我们所理解。这个境域便是特定存在者的真理”，这便是最为接近个人化乌托邦意识表述的一种无遮蔽状态的“存在”言说。个人化乌托邦意识与大地、时代都有着密切坚实的联系，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混合声部的独唱部分，以此更为接近于纯粹而伟大的诗歌精神，它是一种在“不可能”中创造的“可能”的想象世界。由此存在/生命的敞明状态将被证实，词语历险形成的深渊将被重新托举。

西方学者利亚·哈罗、雷蒙德·科尔斯曾提出乌托邦语用学，并从政治、理论、美学与社会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它们之间形成的交缠关系，以促成新的以及更好的可能性诞生的助产艺术，这种相互交缠的网络组成了一个敏锐灵活的平台，其乌托邦特征可以使我们航行更远的海岸。这“更远的海岸”指向了“好的地方”，也是“没有的地方”。从其古语词中可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和“乌有之乡”颇为相近。

个人化乌托邦作为一种诗歌精神信仰，它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特殊存在，它不会终结，也不会消逝在诗歌自我历险行进的路途中。在新时代，诗人作家们有理由更接近于时代史诗的这一宏大构想，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时代的史诗将要到来，因为诗人有着自身的信仰与以全部生命构建的个人乌托邦。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汇》

【作者简介】

赵会喜，1970年生，河北省邯郸人。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评协职业道德委员会委员、河北省评协理事、邯郸市评协副主席，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首届“白马湖杯”全国网络文学评论奖等评论奖项，曾出版诗集《风中的故乡》、长诗集《故乡来兮辞》和文学评论集《美的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