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曾经说：赋予时光以生命，而不是赋予生命以时光。赋予生命以时光，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帕斯卡的生命就没有超过40岁。而赋予时光以生命，则属于“求在我者”。前者由天，后者由人，张世英先生得天独厚，天生人成。生命的长度完美地沉淀为思想的广度深度和哲学的高度温度。

生命是很难定义的。如果我们相信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真正“恒定”的从来不会是“有名”，而是“无名”。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言说或者命名，只是要对言说或命名的限度心存自觉，敬畏那不可言说的部分。一般而言，可以言说或命名者不过是有限的“在场者”，那无穷无尽的“不在场者”，很多时候在言说之外。譬如，关于张世英，我们可以说他曾经是一个数学满分、化学零分的人，一个在哲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的人，一个对世界和人类充满爱和趣味的人，一个和彭兰女士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人，一个创造了万有相通哲学体系的人，一个喜欢美食和美景的人……但这些描述仍然是苍白的、碎片化的。就像我这篇文章，因为把张世英作为言说的对象，也就难免这种苍白。我想，对于张世英来说，他更愿意让自己的思想融入他的阅读者的生命之中，成为未来哲学构造的一部分，也成为未来世界塑造的一部分。

一、万有相通

哲学家是“有所见”并且能够把“所见”清晰地加以理论化的人。张世英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万有相通。万有相通就是张世英的“所见”。这个“所见”，建立在前人“所见”的基础之上，却有不囿于前人之“所见”。现当代中国建立哲学体系的人，大都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史研究到哲学体系建构的过程，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张世英以研究西方哲学史和阐释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进入学术界，并以其细致而清晰的梳理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将学术研究拓展至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并开启了自己新哲学体系的思考。对于哲学创新来说，厚重的积累和开阔的视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关键则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和精神方向。万有相通就是属于张世英自己的问题和方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只有一个名字：张世英。如果要问万有相通的哲学是接着谁讲的？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它既来自对西方哲学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也来自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气质的提炼，是统摄古今中西哲学发展趋势和精神之后的自家心得，也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展开的对未来中国哲学形态的可贵探索。

张世英获得“思勉原创奖”的《哲学导论》一书是在此前《天人之际》和《进入澄明之境》的基础上，结合在北大哲学系“哲学导论”课程的讲授而形成的“一本具有一定独创性的体系之作”，代表着张世英哲学思想的成熟，形成了其“一以贯之”之道。不同于传统上的各种说法，特别是把哲学视为知识体系及科学的说法，哲学在这里被认为是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或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导论》共分五篇：本体论和认识论、审美观、伦理观、历史观、哲学发展的历程，贯穿其中的便是上述对哲学的理解。其中第一篇即本体论和认识论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张世英正是从“人生在世”的两种结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人-世界”和“主体-客体”出发展开其哲学思考。

“人生在世”意味着这是一个围绕着人和世界关系展开的思考。在中西哲学史上，关于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的看法，粗略说来，占主导地位（主导不是唯一）的有两类，一是把世界万物看成是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之中，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事物（客体）的本质、规律性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主客二分的“主体-客体”结构，其特点是外在性、人类中心论和认识桥梁型。一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没有世界万物则没有人，没有人则世界万物是没有意义的。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世界是属于人的，人也是嵌入到世界中的。这是“天人合一”的“人-世界”结构，其特点是内在性、非对象性和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融。两种结构区分的关键是外在性和内在性。在“主体-客体”结构中，作为主体的人站在客体以外追问客体的根底。而在“人-世界”结构中，人处于世界万物之中体悟人如何与无穷无尽的万物融为一体。前者追问的是外在的客体是什么，后者追问的是人怎样与世界融合为一，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怎样体悟到自己与世界万物一体。张世英认为，两种结构既非平等并列，也非互相排斥，主客的统一植根于人与世界的融合、合一，“天人合一”是“主体-客体”之可能发生的前提，也是对于“主体-客体”式的超越。两种在世结构的区分及其关系是万有相通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其基本问题。“人-世界”的结构把“主体-客体”结构中作为外在对象的世界万物收摄入人生之中，于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从追问“是什么”转向体悟“怎么”，即人怎么体悟到自己与他人、与世界万物一体。

万有相通的相通，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万有的同源性（纵向），二是万有的关联性（横向），三是万有的可精神性（包括可认识、可想象、可审美），四是万有的可数字化。传统的“万物一体”说，容易使人较多关注到前两者，较少涉及后两者。由“万物一体”的概念提升到“万有相通”的概念，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地关注、重视后两者，从而可以更好地打开、提升人生之境界。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由对“一体”的强调，走向对“相通”的强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概念的升华，而且可以使人生变得更加自由、和谐、美好，更加便于进入“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

与中国哲学传统的“万物一体”说相比，万有相通说更加注重个体性自我的生长，更加注重世界复杂性的增加。因为个体性自我的充分发展，必然会造成世界复杂性以几何级数的增加。因此，不同万有之间的相通，就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迫切需要。如果仍停留在传统的“万物一体”说上，很有可能会使人陷入诸多认识上的困惑、误区和局限。如何回答万有不仅是“一体”的，而且是可以“相通”的，就成为时代赋予当代哲学家的历史使命。

二、个体性自我

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而言，“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相应的是对人处于其中的各种共同体的强调，如家、国和天下，以及对人伦的重视。在比较的视野之下，同时也在“人生在世”的现代背景之下，如何在“一体”中把“个体”肯定下来，从而更好地平衡个体和一体，反而是萦绕在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很多现代知识人心中的问题，构成现代精神的重要部分。《张世英文集》的第8卷是《中西文化与自我》，在“第8卷说明”中，张世英写道，当代心理学家朱滢用大量社会调查和心理实验证明：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传统的“互倚型自我”，是“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比起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观，较少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对此他大受震动，“深感中国传统的‘更依赖于别人’的思想根深蒂固，需要在伸张自我、吸纳西方人‘独立型自我’观的优点方面，做点‘补课’的功夫”。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世英一如既往的自我反思精神和永远在路上的哲学家气质，也可以看到其思考背后强烈的现实关怀。

张世英于五四运动两年之后出生。在他一个世纪的人生中，伴随着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是文化思想界的古今中西之争。晚年张世英强调“我们仍需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为召唤主体性精神而奋斗”。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质是主体性。虽然作为一种哲学原则的主体性的明确提出，要归之于此后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体现在“我思故我在”那个著名的论断中。与主体性原则同时确立的是个体性自我。个体性自我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都有一个显现的历程，如果说西方的个体性自我发展至近代初期已完全脱颖而出，中国人的个体性自我显现的历程是长期湮没于封建社会群体之中而力求自拔的历史，比较晚，也比较缓慢。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那里，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作为主体的自我湮没在此“一体”之中，没有从中分化出来。很显然，张世英对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万物一体”的认识是一贯的，但个体性自我的缺乏和“补上这一课”成为其关注的重心。基于万有相通的哲学，结合张世英的相关论述，其关于个体性自我的致思逻辑大体如下：

1.万有相通的哲学从“人-世界”的结构出发，强调万物一体对“主体-客体”结构的超越，因此也是对个体性自我的超越，以克治个体性自我充分显现之后出现的个人主义、原子主义、自我专制主义等弊病。同时，万有相通的哲学强调“万物不同而相通”，因承认彼此不同就肯定了每一自我的独特性（个性），为个体性自我的展开留下了空间。

2.自我具有“自由-独立自主”的本质，又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纠缠之中。由此可以区分出深层自我或为己的自我与表层自我或为人的自我。生活在社会中的自我同时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个体性（个性）是指能作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的个体自我的独特性。社会性看重身份，把人分为各种群体、国家、民族、种族、阶级、阶层、贵族、平民、上级、下级等，具有为某个群体所约束的特性。如果说个体性是个性的话，由社会性而来的特性可以称之为属性。属性和个性同时存在，没有个性的属性和没有属性的个性同样是空洞的、抽象的。在更多强调社会性或传统等级制的社会中，属性往往湮没个性，或者说，“我”被“我们”所湮没。只有当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而不从属于属性的束缚时，才有了自我，才能想我之所想，行我之所行。张世英主张，个体性应该从社会性中脱颖而出，并主导着属性，以破除“‘我们’专制主义”。

3.个体性自我打破了“我们”的专制，却也可能滋生个人主义：以我为主，以他人为客，他人成了我的工具。因此，真正的个体性自我在显现自己个体性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个体性。为此，要建立一种同类感。没有同类感，不把他人看作和我同类、相似，就看不到他人和自己一样是独立自由的个体，个体原则便无法建立、无法贯彻。在西方文化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从“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再到“他人”优先的转折。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我们”优先，迫切需要建立个体性自我，进一步确立对“他人”的尊重。中华传统文化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以固有的万有息息相通的一体思想为基础，吸取西方近代重自我的独创精神，从“我们”中突显“自我”的地位，同时，注意尊重他人的“异己性”（“他性”），以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局面。

4.对个体性的关注是人文科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客观性不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达到抽象的同一性，越是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东西越是客观的。人文科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同一性的阶段上，而是从抽象走向具体，把普遍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还原为个体。对自然的研究强调普遍性，对人的研究则强调个体性。从自然物到文化物，是一个由以普遍性为本质到以个体性为本质的转化过程；从自然科学态度到人文科学态度，是一个由普遍化（一般化）到个体化的过程，一个由重共同性到重特异性的转化过程。人文社会领域一味求同，结果不过是把人文科学归结为自然科学，把人归结为物。

三、人生与境界

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转向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呈现的方向是张世英构建万有相通哲学体系的重要灵感。张世英经常讲，在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之后，还要从抽象回到具体。回到具体就是回到人生、回到人的生活世界。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现实人生的哲学，而不是关于灰色概念的哲学；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哲学，而不是关于抽象本质的哲学。“离开了人生，离开了人类文化思想的发展而谈存在的本质，那种本质只能是抽象的”，张世英批评旧哲学“把人生变得苍白、枯燥、贫乏”“把生活弄得脱离感性，枯燥乏味，它根本不懂得生活乃是现实”。之所以提出万有相通的哲学，就是要重建丰富而充满诗意的生活世界，重建既现实又高远的立体人生。最简要地说，就是审美人生。审美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

1.仍然要从人生在世的结构出发。科学、道德和审美等都体现着人和世界相处的态度，都奠基在万有相通的世界之上，因其认识、体悟和实践万物一体的程度不同，而有境界的高下之别。

2.“境界”是万有相通哲学的重要话语。什么是境界？“‘境界’就是一个人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有意义的世界。动物没有自己的世界。借用胡塞尔的哲学术语来说，‘境界’也许可以说约略类似于‘生活世界’。”“境界又可以说是浓缩和结合一个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而成的一种思维导向，也可以叫作‘思路’或者‘路子’，它之表现于外就是风格。”“境界是无穷的客观关联的内在化。这种内在化的东西又指引着一个人的各种社会行为的选择，包括其爱好的风格。”如此理解的境界显然不限于中国传统强调的精神境界，也包含着物质的、社会的、客观的东西，包含着从情感、思维到实践在内的整个生活世界。

3.人的精神境界，按其实现人生意义、价值高低的标准和人生的在世结构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欲求的境界、求实（或求知）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审美的境界。在《中西文化与自我》中，张世英“按照自我的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对四重境界重新进行了界定。

4.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审美境界高于道德境界和求知境界。审美境界超越了认知中的认识关系，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没有摆脱的“主-客”结构，同时也超越了存在于二者中的实用关系。在道德境界中，我们是“应然而然”，审美境界则是“自然而然”，能够彻底超越必然性达到自由之境。同时，张世英强调，高级的境界并不排除低级的境界，如审美境界中人超越道德境界但不否定道德，而是“自然而然地做应该之事的人”。不过，审美境界之所以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关键在于对万物一体、万有相通的揭示，通过在场者想象无穷无尽的不在场者，“言有尽而意无穷”。为此，张世英特别强调中国美学传统中的“隐秀说”和海德格尔的“显隐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秀是在场者，隐是不在场者，审美意识的核心正是“玩味无穷”，从在场者体悟无穷尽的不在场者，意识到它们乃是一体。

5.审美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哲学应以建立在万物一体基础上的诗意境界和民胞物与的精神为目标，这种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人能体悟到“万物一体”，就能产生一种令人敬爱、仰慕的宏伟气魄和胸怀。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境界中人是完全的人、有诗意的自由人。

6.美感具有神圣性。作为人类文明重要且普遍的存在，宗教一直在张世英思考的视野之中，并试图把宗教情感纳入到审美意识之中。在张世英看来，审美人生不是超然的远观，而是把人生置于具体的现实的人和世界的无穷张力之间，置于具体的现实的差异和变化的无限作用之间，以人心之一点灵明点化之，造就既不排斥感性、又具神圣性的人生，造就自由的人。

四、余　论

阅读张世英，我时常感到长者的睿智通透和年轻人的激情敏锐共存于一个生命之中。睿智通透来自百岁哲人对中国和西方几千年智慧的消化和统摄之后的历史感；激情敏锐来自哲学家的本性，来自对民族和当下人类精神的观照和洞察之后的时代感。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努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努力化解文明冲突的时代。万有相通的哲学就是解释并试图塑造这个时代的哲学。哲学创新，除了此前提到的积累、视野和问题之外，对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关怀以及随之而来的使命感也是不可或缺的。张世英以其深厚的知识积累、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属于他自己的问题，再加上这种关怀和使命感，成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万有相通的哲学也成为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范例。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