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谈论乡土文学的地域性，有老生常谈嫌疑。乡土文学与地域性之间有着天然的勾连。中国庞大而浑厚的乡土文学叙事体系中，地域性是区别乡土作家写作的明显标识。当然，将地方性书写置放到现代性中来谈论考量，地域绝不只是作家展开故事的简单叙事场，更是一片土地上绵延千万年的人的传承，是现代化进程中生命个体的鲜活存在，是生命世相、言行举止背后的思维逻辑、判断认知、情感伦理、精神气质的集合。

胡学文的创作以鲜明的北方坝上地域特色为标识。坝上草原凛冽的北风、粗粝的沙尘锻铸了人物性格的坚韧执着乃至执拗。透过他笔下生命个体的个性特征，仿佛得以管窥那片北方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血脉基因与潜藏密码。当然，胡学文的写作不止于乡土文学与地方性书写，他从家乡的土地出发，抵达的是更深邃而莫测的生命、命运。我们在胡学文作品中看到的乡土质地，是他对话世界、抵达生命内部的路径选择，是他所在的“叙事场”。

读胡学文的最新长篇小说《龙凤歌》，打开书页，撞入视野的，除了梦游的马秋月和神秘的枣红马，还有北方坝上的乡村大地。粮食、土地、村庄、故事……马秋月和她的儿女、亲人与这片北方乡土同生共息的命运纠葛，由此展开。土地，终将造就人物从内而外的气质、个性乃至命运；人，在这里也必然诠释着一方水土的风骨。

《龙凤歌》一直被作家自称为“北方怀胎南方分娩”的作品。这部作品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作家驻足南方的土地、回望北方的故乡而写成的。胡学文经历了从北方到南方的跨度，从出生地张家口坝上沽源到石家庄再到南京，地域空间的迁徙，必然冲击着内在的思想情感。创作《龙凤歌》时，金陵的烟雨萦绕在耳畔身边，而他心心念念在笔下呈现的，是北方家乡的土地。物理空间的距离，给了作家更充分打量的缓冲与从容，一些北方的味道、气息、特质，在空间距离的加持下愈发浓烈。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胡学文过往的作品中，家乡真实的地理名称始终鲜少出现。但在《龙凤歌》中，我们看到了家乡张家口地区一些真实的地名如“蔚县”“万全”“康保”“西辛营”“白土窑”，街道如张家口市区的“怡安街”“古宏庙街”，还有极具张家口特色的方言“水个洞”“落窝鸡”“稀黄”“睡噎”，以及张家口地方吃食“莜面搅拿糕”、游戏“摔宝”，真实存在的人物赵治海，真实的建筑如蔚县戏楼、万全县衙等。这定然是作家有意为之的一次尝试，有着在文学版图为家乡明晰标注的企图，就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张家口亦随着《龙凤歌》中文学地理的标注走向远方。

这部在北方孕育、南方诞生、可谓包蕴了作家从北到南整个生命历程的作品，是一次驻足地域但在地域之上俯瞰苍生的书写，深蕴着作家对土地的慈悲、对众生的共情。相较于前作《有生》里“造神”的祖奶，《龙凤歌》中，胡学文倾其半生乡村经验，把散落在家乡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和潜隐在乡土民间的故事捡拾起来，在文本中排兵布阵、打捞陈列。作家写作时的文学地理，往往惯熟于从家乡的土地落笔，这里是作家生命坐标的原始起点，是创作主体乡愁开始的地方，是生命个体到一个族群岁岁年年积淀传承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情感伦理，是作家与生俱来、信手拈来的精神原乡。邻里乡亲、炊烟村庄，最终沉淀为作家创作基因中质朴的底色。

《龙凤歌》这部被认定为“为情而写的小说”，更是胡学文半生对家乡大地的生命体验、经验、认知、思考的梳理。他在《龙凤歌》中继续充当一名北方乡村的讲述者。而被评论家所称道的“套盒式”或“水网式”叙事结构，亦会让我们想到《一千零一夜》的“嵌套”故事模式，具有突出的民间性，愈加贴近大众。从人物形象到语言发生、行动逻辑、思想情感，作者在众生相中挖掘、捕捞讲述对象的独一无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家乡的地域经验。从“讲故事”层面来说，文本有效地完成了一次关于北方乡村的地域叙事，打捞起北方乡土大地如点点繁星般散落的人、事、物。家乡的根脉，始终是他叙事的底色、底气。

当然，胡学文的讲述不会只到故事为止，他终其所叙抵达的，是大地与生命的幽微之处。叙述场域或繁复或深沉，讲述笔法或戏谑或魔幻现实主义，最终都是为了通向土地与生命的内核。地域性，在这里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物理空间，更是作品中马秋月、朱光明、朱红、朱灯、麻婆子、霍木匠、杨疙瘩、武三、大有媳妇、刘长腿等人物心理、性格所展现的地方性品质，最终成全了《龙凤歌》中草木时序的北方性与精神质地的北方感。

胡学文在《龙凤歌》的写作中，通过地域性书写、描摹、表达、呈现，尝试触摸乡土文学的地域书写与现代性关系，思考地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传承、发展与挑战，其创作实现的，是在对乡土、时代、人性、命运、民族文化精神进行思考的同时，亦为地方性写作的时代表达作了有益探索。

（原文首发于《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