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大文学观”入选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但在高频的热闹之中，也透出亟待廓清和深入的紧迫感。核心问题是，文学观要怎样才算“大”？
“大文学观”一词，最早见于杨义2005年发表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核心观点是质疑“纯文学观”的封闭性，主张文学史研究应引入民族学、地域学视角，打破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界和壁垒。
时隔20年后，人们重提“大文学观”，焦点显然有所漂移。有人关注“素人写作”；也有人关注时下的文学体裁样式超出了诗歌、小说、散文“老三样”；还有人关注网络传播方式及其庞大读者群。这些关注点都有自己的道理，不然“大文学观”也不会成为高频词。但也确乎没有说到褃节儿上，廓清和深入的紧迫感由此而生。
先说当初。以“大文学”来质疑“纯文学”，就概念的提炼而言，其实是半斤对八两。“大”到哪里才算“大”，“纯”到何处方为“纯”？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为今天“大文学观”的焦点漂移，预留了方便之门。
再说眼下。把“素人写作”视为“大文学观”的“大”之所在，其实延续了从“素人”到“名人”，从业余创作到专业创作的惯性思维。在这个思维框架中，所谓“素人写作”，和老话儿说的“新人辈出”并无本质区别，实难对文学观有实质拓展。
第二，罗列“非虚构”“网文”乃至“微博”“公众号”，视为“大文学观”的“大”之所在，很容易陷入舍本逐末的理论困境。“非虚构”“网文”的文学性已有基本共识。博客、微博、公众号、脱口秀有没有文学性，微博跟帖限140字，能不能纳入“大文学”范畴？这种围绕文学、亚文学新形态、新品类的讨论，虽不乏针对性，但却是舍本逐末的。在互联网、移动终端、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更新迭代的今天，纠结抖音与小红书哪个更“文艺”，确定是个真问题吗？
第三，把网络传播对纸媒的拓展或替代理解为“大文学观”的“大”之所在，极易陷入自我设限的逻辑困境。相对于纸媒传播，网络传播对传统文学形态、文学观念的冲击、颠覆与拓展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把作品上传到网络，就是无门槛地获得了“大文学观”。从逻辑常识上说，网络传播或许是“大文学”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
那么，“大文学观”，该当如何“观”？
文学观问题，实质上是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就像当年不必纠结你的文学观是否够“纯”，今天也不必纠结你的文学观是否够“大”。文学就是文学，没有什么“大文学”，也没有什么“纯文学”。正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当初，足以质疑和矫正所谓“纯文学”；在当下，也足以使文学获得“包容性、开放性和历史感的视野”。
不需要那个虚张声势的“大”字，也不需要那个故作高雅的“纯”字。健康的文学观，始终认为文学是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审美反映；健康的文学观，从不否认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及其相互间的交流和影响；健康的文学观，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健康的文学观，也从未遗忘“纯文学”心心念念的“语言”“叙述”。
正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会强烈感受到今天网络与文学的相互发现。这是一个文学因网络而生动，网络因文学而充实的过程。得益于这种相互发现，我们的文学观也经历着新的变化和拓展。
首先是对创作主体的认识。社会主义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大众是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也是主体。人民大众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文学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实现方式。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论争中，瞿秋白曾提出“文艺大众化”要分两步走。先从语言入手，把“非大众的革命文艺大众化”；而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和语言表现能力的提高，方能“在大众之中创造出革命的大众文艺”。我们可以称前者是“为（去声）大众的”，称后者是“大众为（阳平声）之”。如果说，教育的普及和语言表现能力的提高，为“大众为之”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互联网的出现，或者说，网络与文学的相互发现，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大众为之”。意味着创作主体不再把“从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视为自我实现的“华山一条路”；意味着创作主体在现实和精神世界中的更大的自由；意味着创作主体正在经由写作的快乐，升华到审美的生活。
第二是对文学功能的认识。追溯新文学的历史，谈到文学的功能，“新一国之民”也罢，“启蒙”“唤醒”“救救孩子”也罢，举凡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都是着眼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学艺术的消费和娱乐功能，长期抱持不反对、亦不提倡的态度，甚至以“有意的遗忘”对待之。
得益于网络与文学的相互发现，网络文学方兴未艾。以类型化写作为特征的网络文学，不仅满足和开发了大众娱乐、文化消费需求，更以其IP属性奠定了在文化产业链中的原创地位。这种“产业属性”，无疑是对我们曾经熟悉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溢出。时至今日，没有人怀疑大众娱乐和文化消费功能同样是文学艺术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第三是对文学发展内生动力的认识。回顾文学史可知，推动文学发展的新的质素，往往源自民间。起初粗鄙简陋，不登大雅之堂；然而锐气英发发，带给文学生机和新变。民谣之于诗歌，话本、变文之于小说，都是如此。相反，一种文体，一个主题，在文人手中打磨、把玩的久了，往往精致有余而生气不足，失去了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只能靠技巧维持惯性滑行。
得益于网络与文学的相互发现，得益于心态更自由、更少成法束缚的“大众”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得益于新的文学功能、目的对于文学结构、手段的重塑、创新，不能尽数的文学和亚文学品类、形式正次第而来，野蛮生长。在呈现自身蓬勃活力的同时，也以新的质素，构成对传统文艺形式的猛烈冲击。当网文和跟帖相遇时，方知接受美学中的“读者期待”不都是“隐性”的；当移动终端和网剧相遇时，便知短剧、微短剧必成喷发之势；当脱口秀和相声相遇时，应知相声离开现实太远了。
正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不难窥见文学观的新变和拓展，不必特以“大”字壮其行色。况且，在这些新变和拓展中，其实也不乏值得警觉和深长思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