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52岁的清代金石学家黄易任山东济宁运河同知期间，携拓工二人，对中原地区碑刻进行了金石学考察后，选取24块碑刻所藏之所，以书画形式记录下来，集合为《嵩洛访碑图》，其价值在黄易身后才显现出来。黄易所访碑刻上溯汉魏，收集的大量一手资料学术价值极高，《嵩洛访碑图》中山水画的艺术成就亦颇具代表性，同时折射出乾嘉学派影响下时代的考据风貌。如今，当代艺术对其访碑之行又进行了转化创造，让不同的文本、图像延伸出丰富内涵和更多可能。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十二场“汲古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以“嵩洛访碑与黄易的金石研究”为主题，邀请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秦明作主讲，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及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熊长云、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陆易、摩崖石刻研究者奚珣强、摄影艺术家塔可与谈。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谷卿主持。

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黄易自开封至嵩洛，十月经怀庆、卫辉东还，往返40日，共计得嵩洛拓碑400余种，旧拓本40余种。“嵩”指嵩山、少室山地区，“洛”指洛阳龙门镇地区，此外还有偃师、荥阳一些地区的碑刻。《嵩洛访碑图》一共24图，以《等慈寺》《大觉寺》始，以《晋碑》《小石山房》结束。其中涉及汉魏石刻有9个——汉《汉循吏故闻憙长韩仁铭》《嵩山太室石阙铭》《颍川太守等题名》《石人冠顶刻字》《少室石阙铭》《嵩山少室东石阙题名》《开母庙石阙铭》《堂谿典嵩高山请雨铭》，魏《东武侯王基断碑》。据秦明介绍，1928年，石友三火烧少林寺，大量碑刻被火焚毁，所以少林寺现存早期碑刻较少。黄易当时住在寺庙里，晚上秉烛拓碑。《嵩洛访碑图册之少林寺》描绘了少林寺在少室五乳峰之下，寺前列峰如屏。

在嵩阳书院，黄易拓了《徐浩碑》，又名《嵩阳书院碑》。在他绘制的访碑图中，比碑更吸引目光的是两棵柏树，称“二将军柏”。黄易画柏树的原因，一是柏树的位置准确地反映了碑刻的位置；二是作为汉柏，柏树体现了寺院和碑刻的古老，古柏在此处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标识作用。

黄易最关注的是开母阙，也称启母阙，它体量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黄易发现，启母阙碑文“开母庙兴”之前有“川郡阳”一行，后经过细拓，又有“二月”一行，说明碑文原本是有时间的。由于乾嘉学派对“川郡”和“二月”考据的执念，反复拓印此处，致使这一块磨损脱落严重。

《嵩洛访碑图》的点睛之笔是《小石山房》，也是其中唯一一幅文人画，这幅画交代出该图背后的重要人物——武亿。由于武亿收藏了一块碑刻叫“小石”，故斋号“小石山房”。武亿作为当地人，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还在黄易访碑的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支持。二人惺惺相惜，成就了一段金石之谊的佳话。

嵩洛访碑之行看似逍遥惬意，其实此时的黄易正承受着鲜为人知的压力。一是黄易已非壮年，长途奔波、攀涉历险，对于一位年过半百之人而言，在身体上是极大的考验；二是此前一年，黄易母亲去世，为此他辞官丁忧，精神萎靡；三是现实的经济压力，由于常年的迎来送往，以及为母亲办丧事等，黄易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自言欠了八千两银子，还不上，累及亲家帮忙还债，“无颜以对至戚……久郁成病，彻夜呻吟”。家丧、欠债、困累、郁病交加，是黄易访碑前的真实状态。

或是为了映衬嘉庆改元初始的新气象，或许为了摆脱内心的抑郁阴霾，或是为了更大的金石学术担当，也可能三者兼而有之，在秋高气爽的时节，黄易踏上了永载史册的嵩洛访碑之旅，这也成为他从人生低谷走向事业巅峰的转折点。访碑之旅结束后，黄易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嵩洛访碑图》。紧接着，他又在次年年初去山东做了岱麓访碑，以“访碑图”的形式进行系统学术总结。黄易前后共绘4套访碑图：《得碑十二图》《访古纪游图册》《嵩洛访碑图》《岱麓访碑图》。《得碑十二图》绘制时间最早，是黄易在山东期间访碑的“编年体”大事记，其后的《访古纪游图册》《嵩洛访碑图》《岱麓访碑图》，则更像是“纪传体”。

黄易访碑图也留有遗憾。一是已知但未果，如图中记载：“宋令马仲甫治道碑，去而未得。”宋代知县马仲甫因修道有功绩，人们刻了一块碑赞颂他，黄易知确有其碑，却找不到；二是不知而疏漏，山东灵岩寺有一块李邕的碑，他当时并不知道，直到咸丰年间才被发现；三是明知却不可，黄易未将汪楍送他的《武梁祠画像》放进访碑图，殊为可惜。有人推测是因为涉及吕留良长子吕葆中，吕葆中是康熙时期有名的学者、藏书家，后受父亲文字狱牵连。

黄易能够走出书斋，将拓本与原石、原物相结合，以文字、钩摹、绘图等形式加以记载分析，不仅在形式上可谓近代田野调查的雏形，在方法上也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相呼应。他开风气之先，为乾嘉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也对后世金石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熊长云认为，以往的金石学家是用拓本做研究，黄易则是通过实地考察做拓本。像今天的考古人员一样，黄易在发现武梁祠后，并未据为己有，而是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并作详细的记录。作为金石学家，黄易有着超越时代的先锋性。

作为黄易实地研究方法的一种回响，奚珣强在点校、编纂黄易对杭州地区碑刻摩崖的调查记录《武林访碑录》的过程中，逐一探访了《武林访碑录》涉及的1000多处碑刻，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考证。书里重点展示了200余处较为鲜见的摩崖石刻，大多位于比较难找的野山之中。

塔可认为，黄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家，其著述是经由图像来完成，某种程度上与当代艺术有着相似之处。拓片是给石碑做“时间切片”，摄影也是一个“时间切片”。在塔可的摄影集《碑录——黄易计划》中，每幅照片下有两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是黄易到该地的时间，第二个是塔可拍摄照片的时间，摄影对应黄易的画，观众看到的是记忆的叠加。在拍摄过程中，塔可表示会情不自禁地与黄易产生共鸣，有“两个人在不同时空踏入同一条河流”之感。

黄易访碑图为后世所推崇，但同时期的学者中，只有阮元评价其“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其他人如翁方纲、王昶、孙星衍等都在观望，他们也不确定访碑图是会成为一代经典，还是狗尾续貂的败笔。在100年后，访碑图被推为清中期山水画的典型，这是时人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