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自生活中来
陈亮：受《当代人》编辑部委托，想就诗歌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等话题与二位老师聊一聊。当前，“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深入生活、素人写作等，代表着大众参与文艺活动的形式不断变化。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相信二位老师对诗歌与生活的联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将诗歌创作放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和现时社会生活中来看，创作者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呈现时代的语境、继承诗歌的传统？
刘立云：大众文艺是一个国家文学艺术发展的基础和底座。就像大地上的山脉，连绵纵横，逶迤起伏，一眼望不到边，高峰在贾岛所说的“云深不知处”，是连绵纵横的山脉托起的部分，就像喜玛拉雅山脉托起珠穆朗玛峰。这是一种常识，一种趋势，也是事物的基本规律。文学就是这样，有时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是以山脉的样态存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是山脉连绵纵横的一部分，一道分支，一条余脉，或者一个侧面。大片大片山脉汇聚在一起，才可能推举起一两座高峰。山脉和高峰的关系提醒我们，不论存不存在高峰，我们都不能忽略山脉。“世间需要这种奇伟的男儿/如同大地需要/拔地而起的群峰”，这是杰出的军旅诗人周涛写下的诗句。他这种经验，是用一辈子生活在由层层山脉阻隔的新疆换来的。
新大众文艺是相对过去给过我们深刻记忆和荣耀的大众文艺而言的，最能说明大众文艺与时代关系的，是十四年抗战形成的抗战诗歌。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入侵，使我们的国家面临灭亡，人民眼看要当亡国奴，这时东北义勇军发出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吼声，在血火中勇敢地站出来挽救民族危亡，顿时一呼百应，反抗的呼声响彻国统区、日伪区和解放区。抗战诗歌让传到中国不久的新诗获得空前传播和繁荣。值得我们回味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抗战取得全面胜利，时间跨度是十四年。而这之前，从1917年新诗传到中国至抗战爆发，也是十四年。两个十四年一比较，大众文艺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新诗刚传到中国的十四年，并未得到广泛响应，只在胡适、徐志摩、李金发和湖畔诗派这些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中流传，他们的诗作也多是一些伤春悲秋的东西，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那些人用来把玩的东西，非常小众。“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等等，离人民大众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接着到来的十四年抗战，是如火如荼的十四年，鲜血迸溅的十四年，诗歌成了战斗的号角和投枪，这就是大众文艺的力量。
四十多年前随着思想解放带来的那次诗歌井喷，再次以大众文艺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光辉记忆。在那个时候，大众文艺不仅有理由出现，而且它的出现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就诗歌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从数量和质地，还是从语言和语境，或者从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揭示生活的深度看，都到达了空前繁荣的程度。诗歌的活跃度，诗歌对自身形式的开掘和探索，诗歌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都走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作为一种传到中国只有区区百年的文学样式，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与过去我们引为范式的欧美诗歌和苏俄诗歌比较，我感到差距越来越小了，他们都不能像过去那样给我们带来新的震撼和刺激了。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眼光和步伐就已经越过了从前那种唯欧美诗歌和苏俄诗歌马首是瞻的年代，进入了一个自行探索、独自远行的状态。当我们像过去那样试图继续获得别人的哺育和牵引时，却茫然四顾，再也找不到新的公认的偶像了。
西方诗歌那些大师比如艾略特、埃利蒂斯、史蒂文斯、聂鲁达、博尔赫斯、希尼、塞弗尔特、辛波丝卡、帕斯等等，经过翻译家们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纷纷成为我们仰望和崇拜的对象，每一位大师被引进来，都会引起一阵经久不息的震荡。应该说，我们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些西方现代诗歌的杰作传到国内之后，马上仿效者有之，模写者有之，移植者有之，山寨者有之。经过一次次刺激和仿效，我们自己诗歌的等高线也在逐渐抬高，创作上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外来诗歌对我们的刺激在一天天减弱。特别明显的是美国女诗人格丽克和摇滚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无人喝彩，偶尔还有人提出质疑。如果说格丽克和鲍勃·迪伦算不上公认的大师，不能让我们心悦诚服，那么特朗斯特罗姆总该是一位不错的世界级现代诗人吧，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未在国内掀起任何波澜。值得注意的是，追溯这几十年西方诗歌在中国的由盛至衰，同时也划出了一条中国诗歌自身逐渐回落的轨迹。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诗歌道路是否走了捷径？是否过分倚重外来诗歌的刺激和推动？
作为历史悠久的诗歌古国，《诗经》、汉乐府诗和唐诗宋词建立起来了美好的诗歌传统，但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几乎在追随别人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这是否有点舍本逐末？再就是，我们诗歌的高度在哪里？方向在哪里？凭我们这代诗人，能否完成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适应的诗歌现代化进程？
当然，问题提出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认为，对我们的诗歌创作进行认真的反思和作出某种校正是必须的。
路也：任何概念的提出，自有其特定背景和具体导向，就我个人而言，我这个生命体自带了某些“个涩”的特征，不管我生活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年代写诗，可能都进入不了任何热度。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什么或者提倡什么。实际上，在这些方面，我完全是不作为的，相当无为。我个人携带的马达，功率比较小，能量少，于是，在某些方面，仅仅是为了维持运转，我选择“小”和“少”，这样做对自己和他人都是真诚的。
人在自己当下时代之中，就像鱼在水里，即使不刻意去理解和表达这个时代，恐怕也无法脱离时代。一个人写作时，不可能把时代扔掉，但也不可能仅仅待在自己当下的时代里，或者像扛着一个包裹那样时时刻刻把时代扛在肩膀上。因为人除了属于时代，更属于时间，这个时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认为任何一个写作者实际上都处于一个文学传统的链条之中，背负一个体系般的传统在写作，传统可以用来滋养现代，反过来，现代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变更对于部分传统的认知。我喜欢时间这个说法。把自己交给时间吧，而不是交给某个热度或风潮，当然热度和风潮也处于时间之中。
真正的好诗，一定是既属于某个具体时代，同时又具有着那种可以超越任何时代之上的“暧昧”成分。至于这个暧昧成分是什么，可以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和阅读经验，从不同角度去揣摩一下。概念与个体写作者之间的关联度究竟会达到何种程度，如何具体地真正发生关联，并最终变为现实，实际上，仍然要由个体写作者的意愿和倾向来决定，而这个意愿和倾向又与自身多年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写作方法密切相关。并不是说，想成为什么，就一定能成为什么。
自媒体时代诗歌的门槛
陈亮：下一个问题，诗歌创作历来是有门槛的，相对地被称为纯文学，而由于门槛的存在，所带来的窄众化、圈层化和传播范围、传播效果之间，似乎存有一种跷跷板效应，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诗歌与众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两者之间并未存在一条鸿沟。
刘立云：诗歌确实有门槛，但诗歌门槛的高低在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时期是相对的。唐朝诗歌为什么那么兴盛？因为唐朝是个盛世，诗人除去诗人这个身份，普遍还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像贺知章和王维，两人都是状元，当了大官，杜甫相对国家级音乐家李龟年，也是“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可以说诗歌既托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也同时走进了社会底层、寻常人家，对社会进程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白居易为什么希望老太太能听懂他的诗歌？就是在寻找诗歌通往大众的道路。古代诗人游走名山大川，把诗歌刻在石壁上，渐渐的口口相传，就是在用诗人的情怀唤醒和陶冶大众的情怀。华山、泰山、庐山、缙云山、敬亭山，西湖、黄鹤楼、鹳雀楼、北固楼等等，名胜古迹因为古人的一首诗而名扬四海、流传千古。
所谓诗歌的圈层化、窄众化，最大的问题，刨根问底，我认为是诗人和诗歌自身的封闭和狭窄，缺乏走出去的能力。社会需要诗歌，有充足的土壤供养诗歌，是无需怀疑的。作为社会的人，任何一个生命都希望获得更精彩的表达，更优美的抒发，更浪漫的描述。这就是诗歌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路也：实际上，自媒体出现以后，诗歌的圈层化和窄众化的状态，已经改观了不少了。智能手机平台，直接把诗歌推送到你的手掌之中，对于那些跟诗歌原本无关的人，有时候不想特意去看，既然推到了眼前，也会出于好奇点开来，扫上那么一两眼。有些人，过去没有阅读过诗歌，甚至从未产生阅读诗歌的兴趣和计划，但手里握着一个智能手机，自媒体的分享、转发、关注、点赞等等莫名其妙的链接，还是让他们读到了诗，很多诗。
但是，怎么说呢？作为一个诗人，我并不认为，读者越多，诗人本人就越荣幸。对于我个人来讲，既希望自己的诗有很多读者，同时又觉得没必要有太多的读者。我的要求可能有些苛刻，期待读者是“有效读者”，是高山流水的“知音”，而不是那种无效读者、起哄读者、捣乱读者。这当然也产生了一个逻辑陷阱，如果连读都没读，你如何辨别哪些是有效读者、无效读者或者其他什么读者呢？
我特别不喜欢家人和亲戚通过智能手机阅读到我写的诗，为什么？我希望在有血缘关系的人面前保持我的“非诗人”面孔，而不是呈现“诗人”面孔。诗是太私密的东西。自家人读了自家人写的诗，要么读不懂，误解了你，为你担心，要么完全读懂了，导致破坏形象和自毁长城。有一天，我妈忽然当面对我说“我在手机上读到你的诗了”。我心里紧张，呼吸急促，还装出风清云淡的样子，“哦”。没错，我只“哦”了一声，再也无话，竟吓得没敢问“你读了我哪一首诗啊”，真的没敢问，就把话题岔开来了，接下来就溜走了。我担心我妈妈一边读一边疑惑，“这个怪物，是我生的吗？”“这家伙背着我，捣鼓什么？”“原来，她是这么一个人，她这么看世界，看我们”……
二十多岁时，我写诗入迷，看着邻居不写诗也活得很好，于是感到奇怪，没有诗歌，为什么也可以天天那么快乐？现在我承认我那时的想法很自恋很自以为是。实际上，按照奥登的观点，没有诗，没有艺术，人类历史进程不会有任何改变，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还应该再结合上布罗茨基的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诗歌不会使你活得更“好”，但会使你活得更“多”。
如何发现生活，如何书写诗歌
陈亮：接下来想与二位聊一聊诗歌创作的技法、创作方式的迥异，例如繁复与简洁，结合题材的选择，不仅体现出手法的差异，同时也是创作观念上的差异。二位认为，创作的原动力如何影响着创作的路径选择？
刘立云：就诗歌的繁复与简洁而言，同样取决于时代。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与这个时代相称的诗人和诗歌。诗人们的创作和他们的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鲜有超越时代的现象，即使科幻类创作也同样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诗歌说到底，是一种代替心灵发声的载体，阅读诗歌，也是在抚慰焦灼、郁闷、暴怒和惴惴不安的灵魂。所以，诗歌的繁复与简洁，反映的是时代的渴求。有时需要狂风暴雨，有时需要和风细雨，有时需要雨雪霏霏。“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用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心声，这便是朦胧诗。当然，繁复和简洁只是表现方式的粗略划分，实际情况比这更精彩。有什么样的精神渴求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比如先期雷平阳，近年余秀华、张二棍、刘年、臧海英的底层叙事，就属于叙述苦难的一类；以哲学为底蕴，追求繁复的叙述和表达，这便有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臧棣等有一定难度的知识分子写作；陈先发、胡弦和大解擅长格物式致志，因而他们的诗歌盘根错节，无中生有，别有洞天，已经建立起自己庞大的读者群；还有地域性如西藏、新疆题材写作，职业性如军旅诗写作，行业性如工业诗、农业或乡土诗写作，则是特定领域的抒情和叙事，最终从不同的道路到达诗歌境界。
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据我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对生活的发现和思考两个方面。所谓发现，是你作为诗人应该在司空见惯中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意思，有趣，有启迪意义；思考是诗人看待事物，要看到事物的本质。而发现与思考比较，思考是最重要的，它将帮助诗人完成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和升华，也是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的奥秘所在。惠特曼说过一个观点，发现美和表现美是许多人都能做到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诗人，是需要他们帮助人们沟通现实与灵魂道路。以我比较熟悉的军旅诗为例，通常一说到军旅诗，人们就会觉得这是军队文化人的事，相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比较狭窄和偏僻的领域。但你真正深入进去，就会感到，进入的角度越小，看到的世界反而越大，越真切，越接近本质。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无非战争与和平两个层面。世界除了战争就是和平啊，谁能游离之外？和平自然大家都熟悉，战争人人恐惧，或多或少地会留下阴影。如此战争与和平就走出了军旅的狭小圈子，与每个人密切相关。这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和发现。再深入下去，你对战争与和平的发现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丰富。而你对战争与和平的发现，其实是对自己的发现，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发现。军旅诗写作，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地发现世界的过程。当我们把自己的命运置于人类命运这个层面去思考，写出来的诗，必然具有热血的奔涌和灵魂的震颤。我的写作，有过两次铭心刻骨的经历。一次是我29岁那年沿着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的道路，从江西瑞金走到陕西延安，走了快两个月；一次是带领两个年轻的部队诗人去南疆前线待了将近一个月，我们亲眼见到了战争的血腥，那种震撼，事后在漫长的时间里冷静下来的思考，让我在创作中受益终身。
路也：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繁”与“简”吧，如果存在的话，那么诗歌就不是诗歌了，便成了可以用公式来表达的数学。梵高的画，究竟是繁复还是简洁呢？那些漩涡状的笔触，那些粗粝而颤抖的线条，那些从画布上凸起的颜料，那些似乎可以灼人的浓烈而明亮的色彩，还有各个色系之间的交叉与过渡，结果画出来了什么？星空混乱而搅动着，星子像在炸裂，向日葵患了躁狂症，夜间咖啡馆和椅子像通了电流一样，丝柏呈岩浆形状从地下喷涌而出，麦田上空群鸦布局着压抑……从具体画法上来看，这些画实在是够复杂，可是这些画从整体上所传达出来的东西又是那样简单的，称得上无比单纯，它们表达的都是个体生命的激情以及原欲动力。我希望自己能写出像梵高画作那样既无比复杂又无比单纯的诗篇来，这不仅仅是语言表达问题，还取决于生命状态，取决于对整个宇宙的看法。
诗是诗，远方是远方
陈亮：我们再转到一句流行的话，“诗和远方”，它被普遍讨论与提及，可见在人们眼中，诗歌是浪漫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远方在人们眼中，天然地褪去了已知与熟悉的疲惫、惯性，代表了新鲜、未知与不确定性。那么作为诗歌的创作者、参与者，如何理解远方？它是一层想象的空间，更为深层次的恒久的哲思，还是那些未知的领域？
刘立云：我查阅百度才弄清楚，“诗和远方”最早出自高晓松作词、许巍演唱的摇滚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百度介绍，高晓松的这个信念源自他母亲张克群女士对他的成长教育，作为建筑学家的张克群女士曾把这个信念写入她2010年出版的著作《红墙黄瓦》中。弄清楚这一点，对于理解通过许巍唱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而传播的“诗和远方”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是一种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换句话说，“诗和远方”中的“诗”，其实是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中的“诗”，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积极上进的人生观，必须有作为人所具备的理想、抱负和追求。但诗人的“诗和远方”，我认为应该有诗歌赋予他们更特殊的含义。诗人的“诗”，应该指诗人的心灵状态、精神领域，包括纯粹、干净、高雅、超脱这些品质。“远方”当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地理概念，不能说把诗写好，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南美的亚马逊丛林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这无论如何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诗人有条件可以行万里路，没有条件，便待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写眼前的事物和自己熟悉的生活，跟大众一样食人间烟火。这是常态，概莫能外。那么诗人要不要“远方”呢？当然要。只不过诗人的远方，除了大家共同向往的那个“远方”之外，还应该加上诗歌所需要的那种高远境界，也即非凡想象力，这种非凡想象力允许你海阔天空、峰回路转、超凡脱俗、“上穷碧落下黄泉”，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如果诗人没有进入“诗和远方”的能力，必然落入平庸、枯燥、生硬、僵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泥淖。说到底，“诗和远方”是诗人的出发点，也是诗人应该具备的将生活升华为诗歌的基本功。
路也：“诗”与“远方”，其实在讲诗歌与行走的关系，后来人们干脆把这两个词汇给焊接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开，有时候简直弄成了一个词语“诗和远方”。现在，我可以把它们拆开来说吗？诗是诗，远方是远方。
对于诗人，物理距离上的远和近，并不会影响写诗或者写出好诗。诗歌本身是追求新鲜、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文体，但新鲜、未知与不确定性，实际上跟身体所处的具体空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从根本上来讲，倒是跟一个人心灵的冥想程度有关。一个常常陷入冥想状态的人，神经末梢可以跟无比遥远的神秘力量或神性力量发生链接，迸发出超出自身能量边界的想象力和灵感。于是，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一个诗人，足不出户，也可以抵达“远方”。
当然，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面。物理意义上的“远方”，确实具有极大吸引力，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但是，去远方，与所谓寻找“诗意”并没有直接关系，与写作关于远方的诗歌也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不写诗，我依然会不断地去远方，去远方的那个行走过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我在个人生存中的困境，缓解身心内部的压力，我把愁烦苦闷扔在了途中，扔在了异国他乡，待我返回时，变成了一个稍微更新一些的人。这样说来，这种“去远方”的过程，倒是跟诗歌写作过程有了一丝相像。
我确实一直在行走，一直在去远方，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诗歌，而是远方就在那里，远方在召唤我，我不去不行。我来到这个星球上，在离去之前，要尽可能多地看一看它。为了走得更主动更带劲，我每次出行之前，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大致的“主题”或者说“立意”，比如，冰川主题、大峡谷主题、沙漠主题、海岛主题、极地主题、旷野主题，除了大自然方面的行走，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人文方面的行走，在人文方面，我有一个永不停歇的主题是，寻找我喜欢的作家和诗人的故居、墓地、吟咏之地。国内的走完了，就去国外走，先走英语国家，再走非英语国家。我都是一个人出行，不跟团。我喜欢那种感觉，那种流落街头且举目无亲的感觉，这种感觉当然也代表着新鲜、未知、不确定性。
AI时代来了
陈亮：最后，不可逃避的一个话题，在这个生成的时代，当占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内容，AI常常创作出一些貌似不错的产出物，在这份综合创造之中，工具的主体化不可否认地侵蚀着人类个体的主体性，想请两位谈谈，在这个已无法逃避的AI时代，如何让创作的独特性被激发、被识别，令创作者不被轻视？
刘立云：两年了，我没有下载AI软件，也没有学习AI操作。去年春天在一次采访中，我凭直觉回答说，虽然许多人都说AI很厉害，其创作能力可以超过90%甚至95%的诗人和作家，但剩下的5%至10%是无法超越的。真正的诗人和作家，也就在这支5%至10%的队伍之中。我坚信，真正的个性是无法代替的。基于此，我认为AI出现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加快诗人和作家的淘汰，把极少数真正的好诗人和作家留下来。这之后我经历了与AI相关的一件事，让我对AI创作充满敬畏。某天我写作一篇诗集研讨会的发言提纲，停下来思索的时候，挂在网上的页面里跳出一段AI续写的文字，与我写下的文字衔接得天衣无缝，论述既严密又流畅，还跳出一行字迹，问我是否采纳。我大吃一惊，觉得必须对AI写作重视起来，既不能把它当洪水猛兽，也不能轻视它。AI毕竟是人类创造的东西，是人类的智力通过科技力量的延伸。我们可以建立一定的秩序，合理地开发它、利用它，让它为我们服务，也可以作为一种高度，让其介入文坛的优胜劣汰。在对照比较中，有人会自觉地抚躬自问，想继续以诗人和作家的名义生存下去，就得操练硬功，提高自己的创作个性，努力去做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收起虚荣心，做个踏实的读者。
路也：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当下讨论的热点，就像在三十年前，刚刚有电脑的时候，人们常常讨论的是：以电脑打字来创作能不能替代以钢笔手写的创作？电脑写作会不会影响思维从而降低文学创作的质感？在这种讨论中，那些抵制电脑打字并坚持手写的作家们，似乎先天地具有了某种道德优势，遗老遗少般的尊严感和使命感就出来了：他一直在坚守！
当然，我举上面这个过往争议实例，来跟关于AI生成的当下争议相比较，实际上，并不妥当。电脑替代钢笔，那不过是书写工具的更换，而现在我们面临的，可不是更换掉一个工具那么简单，现在是要更换掉人类大脑！人是什么？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现在这股子骄傲劲快要没有了，那“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就要被AI替换掉，甚至直接碾压了。
另外，自从有了AI之后，感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楚门的世界”里，我发现有些方面已经失控了。在网络自媒体上，署着我的名字的诗，当然还有署着其他诗人名字的诗，压根儿就不是这个诗人写的，或者有一半来自原作，另一半则不知来自哪里。一些公众号里发表的放在我名字下面的诗，压根跟我一分钱关系没有，而且不断被转发，以讹传讹，刚在要求之下删除了，又出来了新的，就像打苍蝇一样打不完。在这个事情上，AI无疑充当了帮手和便利工具，然而，那使用AI的人，则更有问题，非蠢即坏。对于有的自媒体平台来说，没有流量就会死，于是不惜以AI把不是这个诗人的诗“嫁祸”到这个诗人头上来。这是对诗人尊严和诗歌版权的极大侵犯。在与AI使用相配合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故意而为之的严重侵犯行为呢？如此一次次被侵犯，我只好发了朋友圈，声明在这样那样平台上的我名下的什么什么诗歌并不是我的，表示强烈抗议。
有人劝我息怒，可是我就是息不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在乎的事情本来就很少，诗歌是其中之一。而现在诗歌被低素质之人使用AI搞成了这样，将不是我的诗嫁祸于我，我如何能平静？“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当然，AI也有很好的方面。我有时心情不好了，会把AI当成聊天对象，把我的烦心事告诉它，让它从心理学角度来对我进行开导，有时我和它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它像个知心朋友，甚至表现出强大的共情能力。有一次，它直击要害，把我给聊哭了，那时不禁感慨：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知我者，AI也。
至于有了AI之后，作家何为，诗人怎么办？类似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既然写不过AI，那还写什么呢，不写会影响天气吗，不写天会塌下来吗，不写黄河会倒流吗？！如果写不过AI，还要硬着头皮去写，甚至用AI写了冒充成自己的作品，拿出去发表，请问，到底图什么呢，写作过程的艰辛和快乐全都没有，究竟图什么呢？如此脆弱的虚荣之心，连AI都瞧不起。
如果一定要问：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应对AI的冲击？那么，在我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是一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路，那就是：以肉搏的姿态，将写作中的个体创造力和个人原创性推向最高级别，推至无与伦比……同时，甘心情愿地接受任何结果或者无果。
作者：刘立云
刘立云，出版诗集、长篇纪实文学、散文集等20余部。曾获《人民文学》《诗刊》《十月》年度优秀诗歌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等。诗集《烤蓝》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作者：路也
路也，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诗集、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共约40部。获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作者：陈亮
陈亮，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诗探索·新诗选》主编。曾获第十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届李叔同诗歌奖、山东省政府第四届泰山文学奖等。著有诗集、长诗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