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儿的那天，饭桌儿上总是多摆一双筷子一个碗，没有人用。吃完了饭，她就拿下去，洗干净，放在柜子里，下顿饭依旧摆上来拿下去。有一次，我想用那双筷子那个碗。她不让：“不是你的。”我问：“没人用为啥顿顿吃饭都摆上？”她说：“小孩子别啥都问。”

她天天伺候我吃饭，顿顿嘱咐我多吃，吃饱，饭少的时候让我先吃。她在屋外不知干啥，有时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晚上把被褥铺好，催我早早睡觉。

听人们说，她是苦命人，我也是苦命人。有人还说，她是个心狠的女人。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她让我躺在炕上，用压枕（一边一个枕头，中间用一块布连上）压在我身上，怕我乱爬乱滚掉在地上。她吃过早饭就去生产队干活儿到中午才回来，给我喂奶。天天如此，我天天哭成泪人。更残忍的是我刚刚会走路的时候压枕压不住我了，她用绳子拴住我一条腿，绳子的另一端拴在窗户框上，让我在炕上有限的范围内来回走。有一次绳子断了，等她回来的时候，我在屋地上坐着哭，脸蹭破了，浸出了红红的血。她把我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泪珠一串串往下流。后来有人告诉我，她终于急眼了，找到那个40多岁的妇人，把我往妇人怀里一塞，说：“我去上工。”不管我咋哭，头也不回走了。从此以后，我有人看管了。

我渐渐长大，懂事了。吃饭的时候，她还是把那双筷子那个碗摆在桌子上。我问她的时候，她说：“你以后就知道了。”有时背过脸去用手背擦泪。

一天上午，村干部带着两个帽子上有颗红五星的人来了，递给她一个小本子。她接过来一看大哭起来，从没见过她这样哭过，这么悲痛过。我吓哭了，抱住了她的腿。

事情需要说明了，她是我的妈妈，妇人是我的奶奶。

那个小本子是烈士证，烈士就是我爸爸。

爸爸和妈妈结婚刚七天，爸爸就唱着那支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走了，他一去杳无音信。后来，我出生了，爸爸还是无音信。我的出生让妈妈既高兴又纠结，妈妈要挣工分养活我，我需要有人看管。奶奶曾说过：“孙子孙女多，看不过来，谁家的也不给看。”

妈妈苦苦等着爸爸，一天又一天，那双筷子那个碗，不知往饭桌上摆了多少回，爸爸还是没有音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还是没有爸爸的音信。妈妈曾向政府部门问过多少次，无果。

无奈，妈妈只好等，每顿饭都摆上那双筷子那个碗。

妈妈日夜盼望，几乎望穿了双眼，爸爸还是没有回来。

今天，两名军人送爸爸回家了，送回来的是他不朽的英魂。两名军人告诉妈妈：“在一次战斗中，志愿军冲上一个高地，迎头痛击美国鬼子。可美军的数架轰炸机向他所在的高地投下了大量炸弹……”两名军人抹着泪水又对妈妈说：“你丈夫为国捐躯，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以后，多少个日日夜夜，妈妈经常看着烈士证发呆。特别是晚上躺下的时候，妈妈把烈士证紧紧捂在胸前，像一个失去意识的人，两眼直直看着屋顶，突然又哭起来，泪水湿了被子。我常常拿来毛巾给妈妈擦泪。

妈妈将爸爸的相片放在镜框里，把镜框擦得非常干净，挂在北墙上。吃饭的时候就和爸爸说：“你饿了，来吃点儿饭吧，筷子和碗给你摆了好长时间。”爸爸不说话，面带微笑，用慈祥的目光看着妈妈和我。妈妈又说：“你不看我的情分，应该来看看你的闺女，和闺女说说话唠唠嗑，我心里高兴、踏实。”

妈妈把我抱到爸爸面前，让我喊爸爸。我哭了，好长时间，断断续续喊了一声：“爸爸。”爸爸看着我笑，笑得很灿烂，分明是在答应我。

妈妈拉扯着我艰难度日。有人给妈妈找对象，妈妈誓死不改嫁，用她那份真诚的心守护着爸爸的荣誉。政府领导来看妈妈，问有啥困难。妈妈不要政府照顾，天天去生产队上工，供我吃穿、上学。我高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两年后，政府推荐我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内一所高中任教，那是1977年7月27日。这天中午，妈妈包了饺子，炒了两个菜，倒了一杯酒，在饭桌上摆了那双筷子那个碗。我和妈妈坐在饭桌前，妈妈看着爸爸说：“今儿个日子特殊，喝杯酒吧。”爸爸看着我们笑。我突然想起来了，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签署的日子。

妈妈一直保存着那双筷子那个碗，平时用一块很干净的布包起来。每年7月27日中午吃饭，妈妈依旧把那双筷子那个碗摆在饭桌上。

作者：杨希清

杨希清，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有作品刊发于《中国乡村》《当代小小说》等。著有小说集《箭杆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