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为铭记历史，弘扬伟大的唐山抗震精神，河北省文联《当代人》杂志第7期特推出焦点?专题栏目，刊发刘云芳散文《余震》、袁志军散文《天山雪莲》，现予转发。

余 震

刘云芳

一

一辆自行车与一辆轮椅前后行驶着，穿过大街小巷，直到小城文化馆门前，才停住。月光照在它们主人的身上，也照着一旁还未清理干净的废墟。

自行车上的人跳下来，一把将轮椅上的人抱起，一直抱进里间的会议室。几个小时后，在纷纷离去的人影中，他再将他抱出来，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放到轮椅上。接着，又是自行车与轮椅一前一后，直到把轮椅上的人送回去，那辆自行车才原路返回，停在文化馆门前。   

在唐山大地震后的许多个夜晚，都会上演这样的一幕，像是一个动作的正放与倒放，循环出现在小城远去的历史尘烟里。

骑自行车的人叫刘静远，如今已经年近九旬。五十年前，当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来临时，刘静远正在唐山郊区文化馆借调。郊区文化馆也就是后来的开平区文化馆。

刘静远早淡忘了曾经抱来抱去的残疾人叫什么名字，只是在作家长正的作品《鸟儿啾啾》中看到了有关他的描写，便专程去拜访。这位作者因为地震造成了高位截瘫，之后，一有文学活动，他就会积极参加。刘静远不放心，每次都专程护送，又从会议室抱进抱出。

大地震摧毁了那么多东西，却没有摧毁人们那颗热爱文学的心。也许，以文学来修复生活和心灵，也是抗震形式的一种。在震后，刘静远组织过许多届文学讲习班，还组织过形式丰富的文学课。哪怕上课时间在晚上，最多的时候，有五十多人慕名来参加。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农民，专程从村里赶了来，听完课，再赶回去，第二天还要参加劳动。

有关地震的种种前兆，刘静远并没有去留心，当时，他正一门心思修改一个戏曲剧本。那两天，市里正好组织了一个戏曲创作班，通知他去学习。他从高中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作品，但在戏曲创作上，根本没有自信。因而，打算把手里的作品好好打磨一番，晚一天再去。他清楚记得，有朋友来过一趟，往桌子上扔了两个沙果，看他连话都顾不上说，便转身走了。

刘静远一直赶稿到半夜，刚躺下睡了没多会儿，忽然感觉到大地在震颤，“哗啦哗”一声巨响，房顶上的砖石落下来，压在他身上，从胸部以下，几乎全部被碎砖石掩埋，根本动弹不得。这时，脚上传来剧烈的疼痛。他根本顾不得这些，急忙把双手抽出来，将身上的碎砖石一点点清理掉。过了好半天，他终于能坐起身来，抖落剩下的砖石，爬出了文化馆。再看那双脚，已经被砸得血肉模糊，不断往外冒着殷红的鲜血。

当时，正值酷暑，睡梦中被震醒的人们，跑到了街上。只见许多衣不蔽体的男女老少，在一道道闪电中，向着北边的空旷地带逃去。

刘静远第一时间想到了家里的妻儿老小，可自行车已经被砸烂，只能步行往回走。他的脚还在鞋里冒血呢，四处搜寻一番，从旁边找了根墩布把，正好可以当拐杖。就这样，一个拄着墩布把的人踏着震后的废墟，一瘸一拐地出发了。

他的故乡地处开平和丰南两区的交界处，距离震中很近。当他走进村子时，所有的房屋全部倒塌。他的母亲和妻子、女儿坐在一处，是被村民们扒出来的。那场地震，带走了三分之一的村民，也带走了他五岁的儿子。他很少提起那个可爱、活泼的孩子，在那样一场大灾难中，面对那么多全家丧命的人，面对那么多身体残缺的人，他的悲伤太过沉重，沉重到无法声张。只有在后来创作的某些诗句里，才能捕捉到他压在心底的丧子之痛。

但许多天后，他遇见文友裴爽的妻子，一看见他，她立马悲伤得痛哭起来，拉着他的胳膊说：“你怎么这么幸运！没去开会，捡了一条命。”刚刚痛失幼子的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她说的幸运，是因为刘静远原本应该参加的戏曲创作班，二三十个作者，在一夜间全部遇难，他们被废墟掩埋，最终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只有没及时参会的刘静远活了下来。

他说，是的，自己的命是捡来的。

二

养好伤后，刘静远快速返岗。

文化馆还没有复建，白天，他听从组织安排帮助附近的居民建房子，晚上看谁家的窝棚里有地方，便去挤一宿。

他格外珍惜这份工作，一直保持一周回一趟家的频率。在此之前，他还是个地道的农民，就在高考那年，因为舍友隐瞒了肺结核病情，他不幸被感染，没能通过体检，只能回村务农。回到村里，他变成了掏粪工，天不亮，就赶着驴车进城，在那些仅有一人能通过的小巷里，他小心地端着粪便进进出出。这些粪便要用来为村里的粮田施肥。

他在高中时，因为受同学的影响，尝试创作了一篇小说，寄给《唐山文艺》。不久后，收到编辑来信，他的作品已经被修改，还誊抄在了方格稿纸上。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看的手写仿宋体。同时，编辑还附信一封，说这是作品修改后的样子，如果他没意见，将在不久后刊出。他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多年后，四处打听当年给他寄信的编辑，后来才知道是作家长正。

哪怕在当掏粪工的日子，他也没放弃写作，名字不时出现在报刊上。后来，又在村里负责宣传工作。文化馆当时正缺创作人员，便将他借调了去。

大约是因为文学改变了命运，他总想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提高写作技能。文学讲习班每年都办，少则一周，多则一个月。他们几位成绩突出的作者还成立了榴花诗社。给学员们讲课的授课老师多由榴花诗社的成员担任，有时候也会从市里请其他老师来。学员完全免费，授课老师每晚有两块钱的讲课费。课上，大家听得聚精会神。晚饭，刘静远掌勺，给授课老师做饭。通常是玉米面粥、咸菜熬黄豆，再买上两个馒头。讲课最多的授课老师叫阎炎，他总说，你也太节约了。刘静远笑着回答，四粒黄豆能顶一个鸡蛋的营养。偶尔，他也会炒个胡萝卜，还笑称，自己炒的胡萝卜可不一般，大补！简直赛过人参。一席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些年，他们每个月月中都会组织一次笔会，全区有十几位重点作者参加。文学馆给每人补贴八毛钱，大家带来新近创作的作品，交换点评，再现场进行修改，有时候也会因为某个问题争论不休。中午在一起聚餐，虽然吃得很简单，但因为文学，每个人都觉得无比快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学是苦难生活里的调味剂。

这些学员，只有一位是人民教师，其他都是农民。但他们通过文学讲习班，认真创作，作品在《中国煤炭报》等报刊上发表、获奖。还有两位出版了个人诗集。有几位学员更是凭借文学作品进了政府机关，还有两位后来在干部岗位上退休。

文学课堂上有一位特殊的学员，他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可这也挡不住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家在农村，离文化馆有一段距离。他每次都骑着自行车来参加活动。这场景光是想一想，都让人觉得艰难。震后的道路并不平坦，坑坑洼洼不说，还会路过一座桥。每次，他都要手脚并用，才能顺利刹车。也许是文学给了他美好与希望，他才一次次冒着风险，单手骑车上路吧。

有一次，他忽然来到文化馆，敲响刘静远办公室的门。刘静远纳闷地看着那张满是伤口的脸，以为他跟人打架了。不想，他却哭丧着脸朝刘静远借钱。原来，他骑车从桥上下坡，那只手没掌握好，一不小心撞了个骑车子的人。那人的家就在附近，扣着他的自行车不让走，他只好答应先去找钱，再来赎车。可他在城里不认识别人，便想到了刘静远。

刘静远看他那一脸委屈的样子，二话不说，便决定跟他一起去处理。他站起身出门的时候，把刚发的工资装进了口袋。那天，直到他拿出二十块钱，这事儿才算了结。

那时候，刘静远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十几块钱。

三

当时，开平区有一份叫《石榴河》的报纸，由刘静远负责。刚开始每月一期，油印百十份后，分发到各处，也寄向外县。这份报纸一时间成了本土文学青年的精神沃土，他们不光追着看，还传着看，也在上边展示自己的作品。

后来，这报纸变成一季度一期。告别油印时代后，他们在本地没有找到适合的印刷厂，而商定的印刷厂又在秦皇岛卢龙。刘静远每次都要坐火车倒汽车，又步行好久，去盯着印刷。版样出来，他连夜完成校对。没有地方待，便跟门卫说好话，在保安室借着灯光完成最终的编校。

刘静远还组织大家出版过好多本书，有诗集，也有文集。在那个年代，这无疑给了作者们巨大的鼓励。每一本书从策划到寻求出版经费，再到约稿、组稿，几乎都是刘静远亲力亲为。

他笑着说这些经历，并不当作辛苦的付出，而是当作一种难得的体验。

生活还在继续，但抗震那些日子的事情不能忘，许多情绪像余震一样，在人的心里不断回还往复。每十年大地震的纪念日，刘静远总会写点儿什么，有时候是自己的感悟，有时候是采访他人。转眼到了1996年，他已经从文化馆调到文联，又调到了政协。那一年，政协系统要出一本书，他去做了深入采访，并写了两篇作品，故事情节让人感动。

那是位于开平区城北的一座劳教所，大地震来临，房子全部倒塌，很多负责看守的工作人员被压在废墟下边。这状况，任谁听了都会担心，正在接受劳改的人员是否会借机逃跑。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劳教人员没有一个趁乱跑掉的，他们没有犹豫，没有动摇，立马投入到救援中，合力救出了看押他们的工作人员。震后的第一顿饭，是劳改人员和看押的工作人员一起做，一起吃的。当时的锅碗瓢盆都已经砸烂，一群人找了张铁板，在下边烧火，以铁板为锅做起了饭。刘静远还记得听他们讲述这场景时的心情，在地震中，人们放下了身份，放下了所有顾忌，首先想到的是最简单的、最本源的生命和道义。

刘静远还采访过另一位特殊的母亲——于凤荣。地震时，她怀胎十月，即将临盆。获救后，住在临时搭建的防震棚里，四面透风，前来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得知情况后，用了半天的时间，将防震棚修好。震后第六天，在辽宁省医疗队的守护下，她顺利诞下一名女婴。驻地的战士们连夜带去油毡，生怕简易棚会漏雨，同时还送去了奶粉、营养品甚至粮油等珍贵的物资，并且后来又送过好多回。

当时的连长、指导员等人前来探望，得知孩子还没有名字，一打听孩子爸爸也姓于，干脆为孩子取名叫“于水情”，谐音——鱼水情。在小女孩满月时，八一制片厂要为于凤荣母女拍纪录片，于凤荣对解放军充满感激，她想送给他们一件礼物。对于她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公社党委发的《列宁全集》，但她总觉得还少点儿什么。于是，她找出自己结婚用的大红包袱皮，做成了布书皮，连夜在上边绣下了二十八个字：“敬赠亲人解放军，军爱民来民拥军，阶级情意似海深，唐山马矿于水情。”这里说的马矿，是指马家沟矿。纪录片拍摄前，于凤荣将它送给了解放军。这份特殊的礼物，后来被收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而首长代表全体战士又给孩子送了奶粉、罐头，还送了一身满月服，衣帽上绣着“红心向党”等字样。一直被于凤荣珍藏着。

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很多年后，于水情长大成人，她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女兵。

这些故事让刘静远满心动容。他以亲历者的口吻将它们记录下来，收入到当时出版的《唐山大地震百人亲历记》中。后来，又有很多媒体、文友对“于水情”的故事进行过采访、报道。

从那场巨大的灾难中走过，每个人都有一身的故事，而每个人都以坚韧的态度面对着震后的生活。

四

十六年前，我和丈夫终于买了房子，落户的时候才知道，那小区地属开平。于是，我们就成了开平人。那时，我对开平区的古往今来几乎一无所知。

后来，我开始了解这座小城。她曾是工业重镇，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也就是唐胥铁路，以及第一台蒸汽机——龙号机车。因为早年集贸兴旺，这里还曾被誉为“填不满的开平城”……

我与开平就这样完成了地理上的深度绑定。那几年，遇到其他县区或者外地年长的文友，他们都会打听，你知道作家刘静远吗？而我身边的邻居知道我写作之后，也会询问，你认不认识刘静远。

那时，我的确不认识他，只在某些资料上看到，他曾担任唐山市作协副主席。但我早几年就认识了他的儿子——刘满秋。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关系。

有一年，我在开平区文化馆组织了场改稿会，二十多名会员到场学习，我邀请了两家报纸、一家文学期刊的主编、编辑，还通过刘满秋向刘静远发出了邀请。当时，他和另一位老作者前来参会。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头发花白，但笑声爽朗，谦逊、幽默，总是几句话就能把人逗乐。改稿会后我们在文化馆台阶上合影留念。我当时只是想，有老一辈作者的参与、见证，这块土地的文学传承就是有根脉的。当我完全了解他的故事后，总会想，彼时，他站在台阶上，是否会想起，那些年抱着下肢瘫痪的文学爱好者，从老文化馆台阶上一趟趟上上下下的情景。

我当时还得意，自己从省里引进了“改稿会”的交流形式。多年后的今天，了解到地震前后开平区的文学盛况，以及刘静远为大家所做的那些事情，顿觉羞愧。可刘静远始终未点破我这样一个晚辈的无知，而是一直鼓励我。几年后，我们在民盟组织的一次活动上相遇，他提醒我，要写自己真心想写的东西。

那一年冬天，刘静远在新华书店以民盟老主委的身份分享往昔的故事，好几位当年参加过文学课堂的作者慕名前来。于是，一段段文学的往事重又被翻出。他们诉说着震后与文学有关的那些相聚与别离，恍然几十年过去，曾经的文学青年都年过古稀。我在一旁做着记录，心里却被什么东西激荡着，写字的手有些抖。会后，刘静远把当年出版的多本文集交到我手里。于我而言，这像是一种托付。

那些书有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插图、装帧。那些诗句，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如今去读，也许是稚嫩的、清浅的。但想到那样一种环境下，那一群心里蒸腾着诗意与热情的人们，让我内心顿时翻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后来，在刘静远家里，我看到了很多资料和照片。当时因为他工作转正遇到些问题，唐山市文联、河北省作协还出具了相关证明，那是一个农民因为写作改变身份的时代证物。1980年，他参加了河北省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张合影上，有的已是全国大家。

“还有很多东西，都烧了。”他笑着说。

“为什么要烧？”我不解地问。

“我这么大岁数了，留着它们也没用，省得我走了，别人再烧。”说完，他又笑了。

他从不忌讳谈生死，我想，这一点，也是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的特质。只不过在他身上可能更为明显。

那天，从他家出来，我再三叮嘱，让他千万不要再烧这些珍贵的资料，我甚至专门给他儿子刘满秋发了信息，拜托他把这些资料保护好。我想，那些曾经与文学有关的美好印记，应该被留下，被记得。

五

转眼到了抗震五十周年，刘静远跟儿子刘满秋一起写了《满秋》的同题诗。

刘满秋是在地震第二年秋天出生的。他再晚出生几天，就赶不上下年麦秋前的口粮。他感叹，那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秋天。仿佛生活终于从苦涩里回馈了他一次甜蜜，便给儿子取名——满秋。

刘满秋说，他感觉自己是那场地震废墟之下的野草，硬生生挺出了土地。虽然没有经历过地震，但他经历过余震，不仅仅是来自大地的震颤，更来自亲人们身上的某些特有的习惯，是情感上的余震。

他记得初中后，跟随父亲去文化馆附近的中学上学。因为离家远，他住进了父亲的宿舍，那宿舍只有一张窄床。一到晚上，父亲就用几把椅子为他拼出另一张床来。他在这样的床上一直睡了三年。父亲没完没了地在灯下写作，也阅读。他订阅了《诗刊》《小说月报》《少年文艺》等等一大堆杂志。刘满秋学着父亲的样子读起来，这一读就是三年。原本一写作文就头痛的他竟然爱上了写作。也因为写作，给他后来的职业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说起那个从未谋面的哥哥，我问刘满秋，有没有觉得在成长中感受到无形的压力。他摇头。事实上，成年之前，刘满秋一直不知道自己还有过哥哥，更不知道，如果哥哥没走，他可能就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很长时间里，他的心情格外复杂。有关地震的种种细节，父母极少提起。在他们生活的习惯里，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应当选择忘记，而不是传递给家人。他猜测，这也许是地震带来的影响。

哪怕多年后，母亲因为小脑萎缩糊涂了，也闭口不提哥哥。只不过，每逢过年过节，她就会莫名地情绪不好。刘满秋曾在一篇小说里，为一直压抑的母亲创造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在他的故事里，地震前一天，哥哥要吃鸡肉，母亲哄他，明天再杀鸡。没想到，天不亮，他就被那场地震带走了。于是，一到过年过节，母亲就会炖上一锅鸡肉，那一锅锅鸡肉是母亲无法说出的遗憾和苦痛。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也让她换一种心情。刘满秋跟父亲刘静远商量把老房子卖了，买了一套跃层的新房。父母住楼下，他和妻女住在楼上。但母亲总是想要逃走。她一遍遍收拾包袱，说要回家，哪怕后来因病无法走路，她仍要挣扎着爬向门口。刘满秋苦苦思索：母亲想回去的家到底是哪里，是那套已经卖出的房子，还是乡下的老家，抑或是地震之前那未被毁掉的家园？没有人可以回答。

白天工作，夜晚照顾母亲，让他的生物钟严重紊乱，但他还是让年迈的父亲把门关好，好好休息。他选择独自承担。

前几年，母亲去世了。

现在，每天中午，刘满秋下班归来，还能吃上刘静远亲手做的饭。一只金吉拉猫懒洋洋地躺在他们之间，有阳光的地方。

那天，去他们家，虽然已事先约好，但爷儿俩对我造访的目的都感到意外。尤其是刘静远，他再三自谦。他并不知道我会怎样呈现这篇作品，只是坦诚讲述自己所有的过往。说到曾经那些活跃的文学爱好者，他并不盲目夸大，而是真诚肯定他们的热情，也客观指出大家各自的局限。

当我频繁看到网络上、新闻里“新大众文艺”这个火热的词语时，便会想到刘静远，以及那些在地震后用生命热爱文艺的人。当我再次阅读当年的作品，忽然感觉到，我们心灵上的悸动，以文字、以戏曲、以影视……的缅怀、纪念，何尝不是那次地震带来的精神上的余震。

那群人，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成为特别有名的作家，但在这座小城，却营造出了别样浓郁的文学氛围。他们用文学的眼光打量自己的遭遇，把苦难转换成文学创作的养料，把生活里分泌出来的复杂情绪，酝酿出了一首又一首诗歌，像震后废墟里开出的一朵又一朵小花，可能并不起眼，连成一片，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也许，这就是写作对于生命个体最深刻的意义。

天山雪莲

袁志军

唐山大地震那年，我二十五岁，在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当干事。

一晃，快五十年了。噩梦一直未醒。那些被灾难夺走生命的战友们，一个个年轻可爱的笑脸，常常在眼前浮现——尤其是甄颖影。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唐山。

骄阳似火，闷热像一只巨手，把整座城市捂得喘不过气来。与战友们到郊外花生地除草劳作一天下来，我浑身散了架，每块骨头都在吱吱呀呀地抗议。

傍晚，回到医院。跳下大卡车，腰酸腿疼，正费力地迈上宿舍楼三层的台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唤，“老袁！”

回头一看，是内一科的卫生员甄颖影。我比她早入伍两年，也大她两岁。她这人是这样——对比自己入伍早的老兵，称呼前总要加个“老”字，说是尊重。

我愣了一下，“你休假回来了？还不到日子吧？”

她笑着，眼睛亮亮的，“是啊，本来该二十九号回。爸妈心疼我，给我订了飞机票，就提前回来了！”

说着，她拽我进了她的宿舍，从床上的包里捧出一大把葡萄干和哈密瓜干，不由分说地往我衣兜里塞：“快尝尝，我们新疆的特产！”

我抓了几粒葡萄干扔进嘴里，“真甜！还是新疆的好吃——谢谢了。”葡萄干在齿间化开，一股浓郁的甜，带着阳光温暖的味道。

那甜，成了我对那个夜晚最后一点明亮的记忆。

那晚，躺上床，眼皮一闭，就沉沉地睡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声巨响——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像一把利刃，猛地刺穿了夜的宁静。

我从熟睡中惊醒。惶恐中，窗外电闪雷鸣，天空中炸出一道鬼火般的蓝光，像探照灯似的在窗户玻璃上晃来晃去。顷刻间，风雨交加，仿佛天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大地开始剧烈抖动——像一锅滚开的水，急速翻腾。我先是被高高抛起，又狠狠摔到床下。刚爬起来，还没站稳，整座三层宿舍楼就像大海中失了舵的船，拼命地左右摇晃。我被甩到阳面的窗户前，顺手拉了一下阳台的门把手——没拉开——随即又被重重地甩到另一侧靠近走廊的墙上……还没等我完全清醒，轰然的倒塌声、刺耳的惨叫声混成一片。我迅速地下坠，仿佛坠入了万丈深渊。

身体被紧紧包裹着，像回到了孕育生命的子宫——只是，这个子宫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想动，动不了，每一寸肌肉都被牢牢锁死。砖瓦、水泥、梁柱，死死地挤压着我。我像一只蜗牛蜷缩起来：头部低至紧贴双腿并拢的膝盖，两条小腿像张开的剪刀撇向两侧，左胳膊反转着，手心朝上卡在腰后，右手大拇指、无名指和小指都被砸得弯曲着，只有食指和中指还能在胸前微微地上下动弹。

我浑身流淌着热乎乎的鲜血，剧烈的疼痛让我几乎失去意识。我想喊，却喊不出声——嘴里、鼻孔里塞满了呛人的墙灰粉末。

从人世间到地狱，只用了短短七八秒钟。

仿佛一场噩梦。

我慢慢清醒了。感觉自己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一个由水泥、砖块和黑暗构成的恐怖的世界。

眼前一片漆黑。死一般的寂静。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黑暗。在这片黑暗里，听觉变得异常敏锐——我听见自己的呼吸，粗重而急促，仿佛随时会耗尽最后一点氧气。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像一匹奔腾的马，“咚咚咚”地要跳出嗓子眼。

迷迷糊糊中，我在想：这是原子弹爆炸？还是特大地震？

黑暗中，眼前忽然浮现出甄颖影的笑脸。

她为什么探家要提前回来？这不是赶着回来经受劫难吗？这下可好，一定也被埋在废墟里了……

颖影和我一样，从小怀揣着当兵的梦想。

她的大哥、二哥相继入伍后，她心底那簇当兵的火苗，被彻底点燃了。

父母不舍得——只有一个娇嫩的女儿呀。她却在一个漆黑的寒夜，摔门而出，“你们不让我去，我就自己去报名！”

寒风如刀，割得脸颊生疼。她咬着牙走出几步，又折返回来拿手套、帽子。母亲站在门边，没有追——她知道女儿的脾气，闹过也就罢了。见女儿返回来，她轻轻叹了一句，“这么娇气，还当什么兵？”

这句话，反倒彻底点燃了她。

她将手套和帽子狠狠摔在地上，转身再次走入夜色中，直奔车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了一张前往北京的车票。

坐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颖影搓着冰凉的双手呵气，肚子饿得咕咕叫。几天几夜的长途火车，她终于熬到了北京。列车停稳的那一刻，她笑了——笑容像朝阳，格外明亮。

她就是铁了心要当兵的。无论多难，谁也不能阻挡。

乘客都下车了，她的腿却僵硬得走不了路。列车员看到，赶紧跑来扶她。她晕头晕脑在北京转了好久，直到快迈不动步时，找到了父亲老战友的家。经过反复地表决心，老战友终于与她父亲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父亲被女儿的决意打动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的闺女，会是个好兵。”考核、体检，一路通过。颖影终于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

每当她眉飞色舞地讲述这段往事时，仿佛在向所有人宣告：她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战士。

新兵训练结束，她被分配到唐山二五五医院内一科，任卫生员。

那时，我与她同在内一科，同住一个宿舍。她最不喜欢的事是洗衣服。我们这些老兵洗衣服时，常常顺手把她床下泡着的衣服一起洗了。每当她看到洗净、晾干、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放在床头，总会抱起来深深一闻，眼睛闪着光，尖着嗓子欢呼，“谁又帮我洗衣服啦？真香！”

那时，她会像孩子一样搂着你撒娇、转圈。宿舍里顿时溢满家的温馨。

可在护理工作中，颖影却判若两人。她泼辣、干练，不嫌脏、不怕累。照顾危重病人时格外细心——擦脸、洗脚，端屎、倒尿，一丝不苟。病人和家属常常围在一起夸她。

新疆家中书柜里的书，都被她翻遍了。到部队后，她一贯节俭，部队发什么穿什么，津贴大都花在买书上。钱不够时，她就索性站在书店里，把书看完。她坚持写读书笔记，日积月累，文笔渐长，后来成了医院报道组的成员，常常趴在床铺上写到半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天津市举办了一期文学创作学习班，工农兵代表均有参加。甄颖影作为部队创作骨干，受邀参加了这期学习班——授课老师中，有刚刚走红的作家蒋子龙。

学习班结束，她的写作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她的文学作品，竟然变成了铅字，登上了报刊。

甄颖影确实聪慧。她还是院里宣传队的编导，有一回写了个短剧本《家庭风波》，问我意见。我说，“你不是认识蒋老师吗？寄给他指点多好！”

她咧嘴笑了，嘴角的小酒窝格外可爱，“对啊！怎么把他忘了。”

大约一周后，她像一只蝴蝶飞进屋，举着一封信在我面前晃了晃，“老袁，蒋老师回信了！”说完，坐在马扎上撕开信，认真读起来。读完，把信递给我，“你看看，蒋老师提了几处修改意见。”

按意见修改后，剧本在“八一”联欢时演出，效果很好。不少战友为她竖起大拇指。

我俩都喜欢打篮球。颖影个头高，投球准，但跑不快。我个子矮，投篮差，但腿脚灵活，会截球。医院组织比赛时，我俩是科里的主力。她常常守在篮下，我抢到球传给她，她转身跳起，手腕轻点，球就稳稳入筐。场外一片叫好。

我俩成了球场上的“黄金搭档”。

颖影的出色，吸引了不少未婚男同事和住院战士的目光。有人偷偷往她衣兜里塞求爱字条。对这些，她总是不屑一顾，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调皮的战士给她起了个外号：冰美人。

她从没跟任何人谈起过男朋友。但作为闺蜜，我隐约觉察到，她该是有心上人的。

记得一个周日下午，我俩相约去洗澡。路上碰到上级机关派来检查工作的一位宣传干事。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书生气十足。就在他俩四目相对的瞬间，我惊讶地发现——颖影脸上泛起红晕，表情也不自然了。

她小声说：“你先去吧。”

等我洗完澡原路返回，见她抱着脸盆，和那人还在轻声聊着，到了跟前都没发现。我打趣道，“真是相见恨晚呀！再不洗，澡堂就关门了！”

颖影脸色腾地更红，羞涩地斜着眼睛瞪我。该吃晚饭了，她才端着脸盆，哼着小曲回宿舍——澡，绝对没洗成。

在二五五医院内一科，所有人都认识这个直言快语、认死理的卫生员——甄颖影。我和她同在内一科时，发生过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下午，科里安排史子玉医生讲人体生理专业知识课。史医生讲到人的大脑有许多沟回，说沟回越多，人就越聪明——人的聪明程度，与沟回有关。

忽然，甄颖影站了起来。她的身影，剪碎了从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

“你说得不对！毛主席说，实践出真知！人的聪明，应该是从实践中来的！”声音很大。仿佛她掌握了绝对真理。

史医生反驳道，“我是从人的生理学、解剖学角度讲的。人与人的大脑沟回有差别，所以聪明度有所不同。”甄颖影仍然坚持自己的，反复说“实践出真知”，史医生也不甘示弱，非要纠正她，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辩论声惊飞了窗外槐树上的麻雀……

这就是甄颖影。一个性格直爽的女兵。

颖影自打结识了蒋子龙老师，常常给蒋老师写信，请教文学上遇到的困惑，创作了文学作品，也寄给蒋老师，请他帮助提修改意见。凡是有机会去天津出差，她还会去蒋老师家登门请教。去的次数多了，跟蒋老师的家人也熟悉了。有时赶上饭口，留她吃饭，她也毫不客气。饭桌上，她对蒋老师的观点不赞同时——边吃着人家的饭，还边和蒋老师辩论。蒋老师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盯着她与父亲“争吵”，惊奇地瞪大眼睛，竟然忘记了吃饭。

我埋怨她，“都说吃人家嘴短，你倒好——吃着人家的还挺理直气壮！”

她却反驳，“水不澄不清，话不说不明啊！蒋老师大人有大量，他不会生气的。”

一九七六年夏天，她当兵七年，第一次被批准探家。探家前，她写了首诗《鲜红的领章》，想着探家回来正好“八一”建军节换板报用。她先拿给也喜欢诗歌的好友晨东平看，东平觉得挺好，还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

当时，医院已经上报她由卫生员提干为护士，只等下命令。她对我说，“真希望快点穿上四个兜的军装！”

谁能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即将实现时，青春年华，却被大地震夺去。

回到新疆探家，她是全家呵护的宝贝。母亲变着法子做她爱吃的拉条子，父亲虽然不苟言笑，却会默默往她碗里夹满菜肴，两个哥哥特意请假回来团聚，小弟寸步不离地跟在她身后。那些日子，家里的笑声从来没有断过。

为了不耽误女儿归队，父母为颖影买了七月二十六日的返程机票——这样她不仅能提前归队，还能休息一下再上班。

这个看似周全的安排，却成了老两口余生永远的痛。

二十六日抵达天津后，颖影在部队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抱着从新疆带来的哈密瓜，兴冲冲地去了蒋子龙老师家。

“真甜！谢谢姐姐。”蒋老师的小儿子吃着哈密瓜，开心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你平时见到解放军都叫什么？”

“解放军叔叔。”

“那你该叫我解放军姑姑才对啊！”

小男孩认真打量她，“你太小了，我的姑姑可比你老多了。”

满屋的笑声，至今还在蒋老师的记忆里回响。

那天午饭桌上，颖影眉飞色舞地讲述回家的趣事。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她青春的脸庞上，连睫毛都染成了金色。

饭后，蒋老师送她去车站。临上车前，她回头挥手——军帽下的笑容，清澈如初。

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永别。

大地震后，我和颖影先后被战友救出，都受了重伤。我们一同乘军用大卡车，准备被送往天津治疗。没想到，汉沽大桥被毁，无法通过，我们被困在汉沽三天。我的伤口感染，发起高烧，颖影因脾破裂、失血过多，不幸离世。

她被临时埋在汉沽盐碱地里。入冬后，医院派人把她的遗体拉回唐山火化。远在新疆的父母，得知女儿的噩耗后，一夜白头。

母亲终日捧着女儿回家时的合影，泪水浸透了相框。父亲则常常独自坐在女儿住过的房间里，一坐就是一天。

很多年后，两位老人才道出内心最深的悔恨——早知道……早知道就不给她买机票了……

“让颖影留在唐山吧，”她的大哥甄长华说，“让她和震亡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如今，在唐山冀东烈士陵园里，甄颖影永远二十三岁。眉眼如画，笑靥如花。

有些记忆——越是疼痛，越要铭记。就像那列一九六九年冬天的绿皮火车，载着一个美如天山雪莲的少女的梦想，在时光的轨道上呼啸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