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与产业正处在关键转型期。在新时代，如何让电影艺术更好地塑造民族精神、弘扬主流价值、展现国家文化形象与时代气质，成为广大电影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重要现实课题。8月8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在京举办，多位知名电影从业者齐聚一堂，以“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为中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交流，不仅回望中国电影的精神脉络，也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完善，更探索未来电影发展形态与机遇使命。
让电影“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将新时代中国电影文化的建构，总结为“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3个关键词。所谓“看见自己”，意味着要让观众在作品里看到自己、看见自己的生活。“比如，电影《好东西》里的‘王铁梅’和‘小叶’，在都市日常中互相承托，也用玩笑消化彼此的生活压力，观众从她们的聊天、沉默和陪伴里，认出了自己的心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潮汕方言和‘侨批’文化出发，讲的是跨越南洋的家族往事，抵达观众心里的却是每个人都熟悉的等待、亏欠和惦念。”丁亚平认为，优秀的影片替一些难以说清的心情找到了位置，也让观众多了一种理解自己的方式。“电影对大众审美的影响，就藏在这些微妙之中。一个时代的感受力，往往也由这些细小的‘看见自己’的辨认一点点积累起来。”丁亚平表示。
然而，每个人能够亲历的生活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电影还要让观众“感受他人”。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现实之中，电影却能将观众放进另一个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里，观众跟随角色的愿望、选择与后果，慢慢接近一种相对陌生的人生处境。“比如，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中几个虚构的无名小妖原本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许多成年观众却从中看到了自身的处境，也看到了身边那些努力生活的人；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的不是当代生活，而是将沉重的民族记忆装进一间暗房，影片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恐惧、迟疑和守护，随着黑白照片的底片一张张显影，历史也有了更具体的面孔。”在丁亚平看来，电影的人民性体现在将“人民”化为一个个有名字、有面孔的具体的人，让普通人的欢喜、失意、尊严和心愿，同样值得被认真观看。
一份感受停留在个人心里，仍是一种比较私密的经验，但当它迈入讨论、重看和记忆阶段，电影便走进了更广阔的公共生活，这就是“成为我们”。丁亚平说：“比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从同一个神话故事里读懂‘成长’‘责任’和‘托举’等理念；电影《捕风追影》将老一辈的经验和年轻人的方法放进同一场追捕行动中，也唤起了不同年龄段观众各自熟悉的动作片记忆。”他表示，观众谈论电影，也借电影谈自己的处境与心绪。不同感受相互照见，电影带来的公共生活就在这样的“往返”中展开，一个时代的电影文化也就有了更丰厚的层次。
最后，丁亚平如是总结：“电影‘看见自己’，让我们找到了表达内心的语言；电影‘感受他人’，让我们的经验有了更宽的边界；电影‘成为我们’，让作品进入群体共同的时间和记忆。”
每一部好电影，都在为时代保存一种文化记忆
香港知名演员梁家辉今年68岁，共计拍摄过160余部电影。有人问梁家辉，当电影演员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从南边到北边，从东方到西方，我走过很多地方，演绎过很多种人生。也因此看到，电影是怎样把一片一片的土地、一种一种的文化，连成一张张‘地图’的。”
1982年，24岁的梁家辉被导演李翰祥带到北京，剃了光头、穿上龙袍，成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里的“咸丰皇帝”。这两部电影在故宫实景拍摄，也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当我真正走进故宫的那一刻，感到的是一种与搭建场景完全不同的恢宏——那不是布景的恢宏，而是真实历史的恢宏、一个民族记忆的恢宏。我忽然意识到，电影不只是讲故事，它还可以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对文化的敬畏。”44年前的情景，梁家辉至今记忆犹新。
走出片场、走进大街小巷，梁家辉又看见北京这座城市不同于香港的一面，同样是大都市，各有各的景观、气象和烟火气。梁家辉说：“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地域与文化如何在各自的历史脉络里，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气质。”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越来越相信：演员的一生，就是不断走进不同空间、不同文化的一生。
很多观众都评价梁家辉为“千面演员”。他说：“其实我没有‘千面’，我做的始终只有一件事：先把人物放入他所处的土地上，再去演他。那片土地有它独有的语言、饮食、气候、历史，甚至人情世故。深入理解了这个空间，人物就演‘活’了。”梁家辉正是用这种方法演绎了160多种不同的人生。“每走进一种人生，我都能更深地确认：每个角色，都是被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每一部好电影，都是在为这个时代保存一种文化记忆。”梁家辉说，40多年来自己一直努力通过表演，将不同土地、不同文化、不同人心连接在一起。“我想我既是架桥的人，也是与所有观众一起，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梁家辉表示。
中国影协副主席、编剧、导演张冀高度认同梁家辉的观点。他回忆起1987年自己在湖南老家电影院里观看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时的情景，影院里的烟味、嗑瓜子声和孩子哭闹声至今仍在他的记忆中偶有回响。“芙蓉镇离我老家只有70多公里，那里的建筑和风土人情我自然熟悉，但是在大银幕上看到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我却感到如此陌生且传奇。”张冀认为，电影能描绘十分宏观的社会画卷，也能以极为微观的笔触描述生活，“电影既能呈现我们日常生活中鲜活的细节，又能书写起落浮沉的家国史诗，甚至展现人类生存的共同体验。而这，正是我们热爱电影的重要理由之一”。
电影创作者想“保鲜”，必须始终连着观众这根“枝”
导演、演员大鹏执导的电影《长安的荔枝》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多个奖项，影片讲述了唐朝一个叫李善德的小官为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而绞尽脑汁的故事。“李善德最终想出了一个答案——只要荔枝不离枝，就会一直保鲜。而我想借这个答案，聊聊自己电影创作的那根‘枝’——观众。”大鹏说。
每当有人问大鹏“你的创作方法论是什么”时，他都会回答：“创作方法会不断更新和迭代，我不变的只有一个习惯——先当观众，再当作者。”每写一个故事，甚至一场戏、一句台词，大鹏都会反复问自己：作为观众，你自己相信吗？你被触动了吗？他说：“经过十几年的创作，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观众有时候要的并不是完美，而是真诚和用心。你把真心掏出来，他们就会把掌声还给你，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电影不是建在殿堂里的，它是建在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在大鹏看来，电影创作者想“保鲜”、要保证自己的作品不“变味”，就必须始终连着观众这根“枝”。
作为放映端的从业者，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于超能更直观地体会电影与观众的紧密联系。“中国影院的硬件条件一直在发展、进步：从胶片放映变成数字放映，从传统2D升级到3D、4K、IMAX，从立体声变成沉浸式声场……但有一件事从没变过，电影院里那种几百人同时为一个镜头屏住呼吸的共情感，是任何家用屏幕都提供不了的情绪价值。”如今，于超愈发觉得，影院从业者的工作从来不只是放电影，“我们更是在守护观众和电影之间那个相遇的空间、守护那种观众‘在一起’的感觉”。
青年演员王彦桐回顾了自己演绎爆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男主角郑木生的曲折过程，坦言他是一个“从观众中走出来的电影工作者”。他说：“在为当演员做准备的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不少困难，也曾有过动摇和迷茫。在这段摸索的日子中，也会有一些声音告诉我，我做的某些事可能没有用。但无用往往却是最有用，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努力在什么时候会突然派上用场。”王彦桐表示，如果没有在剧组打杂的经历，自己不会了解电影的拍摄流程，也不会知道演员应如何更快地找到表演状态。在他看来，正是那段四处打零工的日子，让他深切体会到累到不想说话是什么感觉、感受到用尽全力依然努力生活是什么样子，也更理解了郑木生那种“身在苦中不知苦”的人生状态。“那些看起来似乎‘没用’的经历，最后都变成了我饰演郑木生时的底气。”王彦桐动情地说。
抖音知名电影类内容创作账号“董电影”的创立者是资深影迷，做抖音个人账号是因为“想与更多影迷朋友分享看懂一部电影的乐趣”。他说：“在短视频时代，电影可以在互联网上被频繁且高强度地拆解，这就让观众的思维和喜好越来越宽广。我之所以选择如今这条赛道，是因为我觉得优秀的华语电影值得被传播、被理解、被铭记。”他表示，电影主创与广大影迷对“董电影”账号的信任与关注，让自己备受鼓励，也深感责任重大，因此他将账号里“中国电影的魅力”合辑的签名，郑重地写为：“做一位对中国电影有用的人”。
《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小成本影片成为“爆款”，让紫荆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李挺伟感到欣喜。他说：“当下电影市场正在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观众审美水平越来越高、愈发理性，创作者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打造精品、提升作品质量上。‘大众’‘分众’‘小众’三个市场划分越来越清晰，不同题材、类型、风格的优质作品，都能更畅通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受众。”李挺伟认为：“未来的电影赛道，将不再是流量至上的零和博弈，而是佳作持续涌现、优质内容制胜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