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肖冰（1916-2009） 浙江省桐乡人。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他驰骋在延安和华北解放区进行新闻纪录电影的编导与摄影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肩负起新闻纪录电影的领导工作。参加拍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解放了的中国》《新中国的诞生》《开国大典》《抗美援朝》（第一部）等50余部新闻纪录电影，并拍摄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以及反映我军民抗战、生活的照片，为党和国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2006年获中国摄协颁发的“中国摄影大师”称号，2007年获中国文眹第六届造型艺术成就奖，2009年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徐肖冰在长达70余年的摄影生涯中，以一个摄影者的职业本能与革命者的赤诚追求，将无数稍纵即逝的瞬间凝固成珍贵的永恒，用珍贵的影像展现了中国革命传奇；以丰富而多面向的、真实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为中国摄影和新闻电影书写“当代新锐”留下了宝贵经验。在徐肖冰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他的艺术之路，于当今时代摄影和电影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上海到延安：一个年轻摄影人的信仰心路
1916年农历八月十六，徐肖冰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梧桐镇（今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一个没落乡绅家庭，原名徐金奎。童年的徐肖冰被那时的无声电影所触动，光和影在徐肖冰的童年创造了一个新奇美好的世界。1932年，家道中落，生活所迫，16岁的他跟随七舅毛耀翔从桐乡小县城来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上海，徐肖冰辗转于电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和西北电影公司，师从吴蔚云、杨霁明和吴印咸等中国早期电影摄影师，担任《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等影片的摄影助理。这些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影片，为徐肖冰提供了从实践出发的摄影美学启蒙，使他掌握了光位把控、构图经营、镜头语言运用等摄影技巧。其间，徐肖冰认识了司徒慧敏、袁牧之、田汉、聂耳等一批“左联”艺术家，受到进步思想的深刻影响。上海这段经历不仅是徐肖冰摄影技术的奠基期，更是他思想转变的酝酿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徐肖冰正随西北电影公司在山西太原前线拍摄纪录片。一路上，他目睹了国民党与八路军两支军队在百姓面前呈现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这种直观的强烈反差在他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使他作出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选择：“我要留下来，我要去参加八路军！”同年，徐肖冰经周恩来介绍，在山西太原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徐肖冰的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1938年，徐肖冰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初到延安，徐肖冰被分配在后方政治部宣传科担任摄影干事，主要工作就是拍照。那时延安几乎没有专职摄影师，徐肖冰就带着老师吴印咸送他的“雷丁那”相机，真实地记录着革命时期的延安。
从繁华的上海到艰苦的延安，从追求艺术梦想的电影人到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徐肖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向。这种转向不仅是工作环境的变化，更是摄影观的深刻变革——“战地真实主义”。从此，摄影于徐肖冰不再是谋生的技艺，而是记录历史、见证革命的使命。他坚持深入一线、与拍摄对象同呼吸，拒绝摆拍、虚构美化历史。这套“现场优先、真实第一”的创作准则，也成为当代新闻摄影、战地纪实、社会纪实的行业底线。
二、从战争到和平：“国家相册”的缔造者
徐肖冰早年的电影摄影功底让他擅长明暗对比、剪影构图、大场景叙事，为革命纪实的光影构图提供了经典视觉范式。
1939年徐肖冰来到太行前线，主要拍摄领袖们指挥作战、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历史瞬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太行山上》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这两张经典作品就是当时拍摄的。特别是彭德怀的这张，当时他在关家垴指挥作战，坐在沟壕旁边，拿着望远镜观察，敌人就在对面。这是徐肖冰抢拍的。这张照片多次发表和展出，甚至被用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徐肖冰晚年回忆时谦虚地说：“不是我照得好，而是只要彭老总的形象一出现，就会让人感到一股英勇和豪爽之气。”这些照片兼顾叙事性与画面诗意，打破了早期战地照片粗糙、直白的局限。
百团大战期间，徐肖冰亲历了榆社攻坚战，这是他参加过的最激烈的战役。当他看着前面的战斗场面，忍不住扛起摄影机跳出去拍摄，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记录战场的壮观景象。在这场战斗中，他还拍下了《不能忘记他》——一名年仅十七八岁的小战士。照片背面手写着一行字：386旅16团张义周烈士。
前线的拍摄既辛苦又危险，延安电影团就有摄影师牺牲在战场上，用徐肖冰自己的话说，“有的照片是用生命换来的”。有一张虚焦的照片是最好的证明。当时，徐肖冰被炮弹炸晕了，醒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起照相机拍摄了这张虚了焦点的照片。徐肖冰敬业勇敢的行为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赞扬。
徐肖冰的镜头兼顾领袖、普通战士、边区百姓，聚焦普通人的抗争与生活，体现了摄影为人民、为时代记录的创作立场。
1941年，徐肖冰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经人介绍在枣园认识了侯波。1942年两人举行窑洞婚礼，开始携手革命，拍摄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学习、练兵、生产、文体活动等各方面的影像资料。《八路军120师359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战士们攀越天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三旅的骑兵团在沙漠军事演习》《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王大化、李波在表演秧歌剧〈兄妹开荒〉》《延安娃》《毛泽东、朱总司令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赴渝谈判》……这一张张照片，构成了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的立体鲜活的形象。
徐肖冰记录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国大典、抗美援朝等历史时刻，数万张底片成为党史、军史重要的视觉佐证，是当代历史摄影、红色文创、纪录片、影像艺术展的重要素材库。当代红色影像创作、历史复原摄影、党史主题策展、博物馆影像展，大都引用其原作作为重要展品。众多青年摄影师以重走徐肖冰拍摄地为创作项目，形成“历史影像回访”创作潮流。为树立摄影的历史档案价值认知，他提出“摄影机是观察、留存历史的工具”，启发当代摄影界重新认识纪实影像超越艺术、具备史料存证价值的重要意义。
从1986年起，徐肖冰与夫人侯波拿出工资和积蓄，在全国各地以及日本、法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义务举办摄影展。1989年徐肖冰与侯波共同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集》，该画册荣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首届全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首届国家图书奖。2004年12月，徐肖冰与侯波共同出版《毛泽东之路：画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
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我们从徐肖冰的摄影作品里，看到了充满变革的20世纪的中国，看到了变革里孕育出的崭新的朝气和力量，看到了大气从容的新中国和新中国的领袖们，看到了战胜黑暗的勇气与至死不渝的信念，看到了爱与希望，也看到了徐肖冰——看到他和属于他的传奇。”
三、从《延安与八路军》到《解放了的中国》：党的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
在中国摄影史上，徐肖冰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党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开拓者。1938年秋，延安电影团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正式成立，这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当时全团仅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为电影方面的专业人员，设备仅有两台摄影机和三台照相机。他们克服了物质上、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摄制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录片和新闻素材，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革命史料。
《延安与八路军》是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也是党的新闻纪录电影的奠基之作。该片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徐肖冰等担任摄影，从1938年10月1日在黄帝陵拍下第一个镜头，到1940年4月完成整部影片，历时一年半，成为里程碑式的纪录片。在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中，徐肖冰主要承担了奔赴华北敌后，拍摄反映八路军前线战斗与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它的拍摄实践，为党的新闻纪录电影打下了最初的影像基础，培养和锻炼了第一代人民电影工作的骨干力量。
1941年和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物资极度匮乏，面对严峻形势，党和毛泽东向边区军民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反映359旅大生产运动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唱响了南泥湾精神的银幕宣言。后来这部影片被改编为广为人知的《南泥湾》。拍摄中，没有底片，大家就用武汉带来的且过期很久的2000尺16毫米正片代替，并凭借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些正片的感光特性；没有洗印条件，便从延河挑水，把胶片分切成段，显影冲洗；为了能及时看到“样片”，就把冲好的底片与拷贝片合装在摄影机内，用阳光进行曝光印制；缺少录音设备，就借来手摇马达、扩音器、留声机等，用现场配音做成“有声电影”。这是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唯一动态影像记录。徐肖冰的拍摄，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富有表现力的视觉语言，内容选择考究，画面构图精致，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落伍。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徐肖冰与电影团随之奔赴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东北电影制片厂派出以吴本立、徐肖冰、王德成等为首的三个新闻摄影队分赴前方部队和农村拍摄。徐肖冰的新闻摄影队主要拍摄东北剿匪和土改的纪录片，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动员作用。他们编辑了第一部新闻系列片《民主东北》共17辑，包括《活捉谢文东》《农民翻身》《解放长春》等优秀影片。这些影片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同时为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94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苏联联合摄制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开国大典的内容是影片的高潮。开国大典前夕，徐肖冰和妻子侯波同时接到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通知：徐肖冰负责电影拍摄，侯波负责照片拍摄。当天，徐肖冰全程、近距离地拍摄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历史画面。徐肖冰对开国大典的拍摄有着清晰的记忆：“开国大典那天我和侯波都在城楼上，她还是唯一的女摄影师……当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沸腾了。我握摄影机的手都有点哆嗦，但拍摄效果还是很好的。当时我很自豪，因为我能有幸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莫大荣幸。”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向朝鲜进发。徐肖冰第一时间率领新闻摄影队入朝，拍摄了《抗美援朝》（第一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最可爱的人回来了》等优秀影片。《抗美援朝》（第一部）在全国44个城市及部队、工厂、农村同时上映。影片首映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赞誉该片“在人民电影的历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徐肖冰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拍摄了《解放了的中国》《人定胜天》《青春万岁》等优秀影片。
四、镜头内外：徐肖冰影像的独特视角
徐肖冰作品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强烈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主要来自他作为战地摄影的特殊经验：要想拍摄真正的战斗镜头，必须深入前线。百团大战期间，徐肖冰多次深入火线，记录下最真实的战斗画面。有一次敌人躲在一个学校的院墙里作顽固的反抗，战士们往院子里扔手榴弹，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徐肖冰想拍下敌人被炸的真实画面，就一下子冲到院门里边，刚要拍，被一个战士一把拉了回来，战士大吼道“你不要命了啊！”徐肖冰这种“以命搏像”的创作精神，成就了战地摄影无可比拟的真实性。还有照片里，前线的担架队员蹲在土坎边，前方炮火连天，头顶敌人飞机盘旋扫射，但他们岿然不动。这些画面不是屏幕上的“战场”，而是真真切切的“在场”，徐肖冰手中的武器——摄影机成为了亲历者的第三只眼睛。
徐肖冰的作品绝不是简单的“记录”，他在追求纪实的同时十分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徐肖冰善于运用光影、构图、视角等不同造型语言来表现作品的艺术性。《延安古城上的哨兵》运用剪影的黑白色调构图，将城墙的巍峨和古城的庄严充分凸显出来，小战士挺拔的身躯构成画面的灵魂，保家卫国的神圣感被完美勾勒出来。《胜利的曙光》中红日破云而出，光芒照亮河面与薄雾，远处行军队伍破晓而行，徐肖冰运用逆光、剪影、极简构图等技巧，完美地呈现了“太行硝烟，胜利曙光”的画面。《陕甘宁边区的哨兵》的艺术审美更是突出，画面中一名八路军哨兵挺拔地伫立在树杈之中，手握钢枪，目光坚定地凝视着远方；辽阔无垠的平原背景，使得整个场景显得既简洁又充满力量。这些作品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又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实现了真实记录与审美表达的高度统一。
“真实记录历史，真诚服务人民”是徐肖冰的自我要求。他的摄影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镜头里的人物，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战士，都是鲜活而有温度的。毛主席作《论持久战》报告时，徐肖冰取的是背侧角度，以聆听报告的战士和群众为背景，毛主席的形象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无论是构图还是画面的处理角度都很新颖。在北京西苑机场，毛主席一眼认出了他，并向身边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延安自己培养的摄影师，是吃小米饭成长起来的。”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反映出徐肖冰是一个与领袖们有着平等情感交流的人，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信任与默契。徐肖冰镜头下的普通战士与百姓同样令人动容。倒在血泊中的年轻排长、戴着瓜皮帽的八路军便衣侦察兵、村前村后一边敲锣一边高喊“鬼子来了”的妇女救国会主任、裹着小脚背着枪的太行解放区妇女自卫队、遭受日寇“扫荡”的太行父老……这些影像的震撼力不仅来自画面的真实，更来自拍摄者那种温暖的视角。通过这些普通军民的影像，我们得以更完整地感知那段历史的全貌——战争的残酷、奋斗的艰辛、信念的坚定、革命的乐观。
徐肖冰在最危险的时候按下了最勇敢的快门，在最平常的日常里捕捉了最动人的瞬间。他用70多年的创作实践，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刻在了光影之间：真正有力量的影像，来自有信仰的心灵、有温度的眼睛，来自愿意与历史同行、与人民同呼吸的人。如同一位评论家所言，徐肖冰的作品“以强烈的真实性与战斗性为鲜明特征，既具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又蕴含独特艺术美感”。徐肖冰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幅照片，更是一种立场——摄影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或一种技术，更是一种介入历史、见证历史的方式；摄影家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现场的参与者，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真相、用自己的镜头为后世留下记忆的见证人。
作者系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