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平调落子是燕赵文化的典型代表，于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武安平调与武安落子合而称之，二者在唱腔板式、剧目题材、表演风格上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互补。其独特的艺术体系，堪称研究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活化石”。然而，与众多传统戏曲相同，平调落子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观众锐减、人才流失、艺术传承后继无人、传播渠道受限及创新动力不足等严峻挑战，AIGC技术的兴起为戏曲数字化转型与活态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
文章从动画设计实践出发，聚焦戏曲动漫角色塑造这一环节，探索AIGC技术如何辅助武安平调落子角色的视觉转化。通过系统分析其角色艺术特征并结合《黄粱梦》与《吕蒙正赶斋》的案例实践，总结出可操作的人机协作经验，为戏曲数字化提供实践参考。
武安平调落子的角色艺术特征与动漫转化
河北武安平调落子融合了地方大戏的雄浑与小戏的活泼，形成其独特的视觉符号与表演程式。二者的形成皆带有鲜明的冀南乡土审美，为平调落子动漫角色设计提供了可识别、可借鉴、可转化的造型语言与动态灵感，是实现戏曲现代化视觉转化的重要风格基础。
（一）角色视觉元素的地域特征
武安平调落子秉承了戏曲“以行当演人物”的传统，但其行当划分与视觉表现极具地方特色。武安平调以朝代戏为主，其行当体系以“四梁八柱十二行”概括，其中“四梁”（红脸、黑脸、旦角、小生）构成了剧种支柱。这种行当格局直接决定了红脸与黑脸成为脸谱的核心。平调脸谱具有独特的“勾脸”技艺，色彩以红、黑为主，白色为辅，偶有黄、蓝、绿做装饰，笔法粗犷、构图饱满，风格质朴，迥异于京津大剧种的精致。红脸多扮演忠义武将（如关羽），黑脸（四块瓦脸）则重在表现刚猛之气。平调还保留了一些独特谱式，如额间勾绘象征图案，如名演员李魁元设计的“九块瓦”脸谱，具有很高的本地化辨识度。
落子戏多取材自民间生活故事，行当以“三小生”（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表演风格彰显生活化、喜剧化。其脸谱以白色为基底，色彩丰富，构图灵活，充满诙谐的民间趣味。尤以丑角为典型，多在鼻间勾画“豆腐块”“桃形”“蝎子”等白色块，较少使用蓝、绿等复杂色彩。如《老少换》中马忽伦的脸谱，以白色打底，辅以滑稽线条，生动刻画了一个迂腐老叟的形象，与平调脸谱的严肃威武形成视觉上的鲜明对比。
服饰系统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平调官服戏装虽具规制，但纹样刺绣常融入冀南民间工艺的浑厚风格，用色大胆；落子服饰则近乎于武安近代民间生活实录，像“大襟袄”“绣花鞋”“鱼莲纹”等元素，直接来源于本土民俗文化。
这些植根于乡土与行当和剧目血肉相连的视觉符号，为动漫角色创作提供了现成的、极具张力的造型参考。如平调脸谱中红、黑色彩对比与粗犷笔触，契合了动漫角色设计中对于力量感与威严气质的视觉表现；落子服饰中的民间纹样，可为角色设计注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域标识。这种从行当性格到视觉形式的稳定关联，使得戏曲角色的动漫转化有据可依。
（二）表演程式中经典姿势的叙事功能
平调落子的表演程式源于地方生活与民间技艺，其经典的身体姿态构成了表演叙事中关键戏剧性瞬间，也蕴含着角色身份、跌宕命运与丰富情感的浓缩表达。为动漫角色的静态造型与动态设计中强化情感张力及推进故事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叙事依据。
平调的表演程式具有鲜明的冀南民间武术底色，强调力量、速度与视觉奇观，包括“拉山字”“耍牙”等表演身段和特效动作。“拉山字”相当于京剧的“起霸”，是武将披挂后待命的身段表演，传达角色威严、雄健、矫捷的气质。一级演员房志彬在经典剧目《黄粱梦》中饰演的判官，就采用了这一动作；“耍牙”特技则将地方性推向极致。以口含猪獠牙，通过舌部控制完成出牙、掀动等表演，用于刻画如《破洪州》白天左、《两狼山》杨七郎等狰狞、凶猛的角色。
武安落子的表演则扎根于本地生活与社火舞蹈。“端花步”源于河北秧歌，其步伐在弹跳中进行，结合手臂摆动，生动模拟少女端花盆时的喜悦与轻盈。“跑沙滩”通过上身弯曲、双臂急速摇动及步伐的“抬慢落快”，再现旧时妇女在沙地跋涉的艰难情态。“三呼闪”则表现妇女急行时被门槛所绊的瞬间，动作节奏鲜明，充满生活幽默感。
这些表演程式中的经典姿态本身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在动漫角色塑造中，尤其在静态绘本或关键帧设计中，借鉴这些经典姿势，能够超越文字描述直接赋予角色鲜明的职业身份、性格特质与情感状态，实现从戏曲舞台到动漫画面的高效转化。为后续AIGC技术在理解与生成兼具戏曲神韵和动漫表现力的角色造型时，提供了有力的文化依据。
AIGC辅助平调落子动漫角色塑造的协作方法与模式
在平调落子动漫角色设计实践中，人机协作呈现为清晰的工作流程与差异化的应用侧重。针对《黄粱梦》判官与《吕蒙正赶斋》书生两类不同特质的角色，协作方式也相应调整，前者侧重于人工对文化符号的精确修正，后者则利用AIGC提升基础造型效率，以便创作者专注于情感刻画。
（一）平调落子角色塑造的协作流程
平调落子动漫角色创作的关键在于将前文叙述艺术特征转化为可操作的AIGC创作指令。以《黄粱梦》中判官角色为例，指令需直接对应原剧目中的艺术本体：“绿色狰狞脸谱”指武安平调净行的谱式传统与威厉美感；“红色虬髯”与“头戴判官帽”来源于该角色的戏曲妆造规制；“张口耍牙”则是提示武安平调所独有的表演特技。这些描述是对角色身份的精准转化，旨在引导生成工具进入明确的设计规范。
在获得清晰的文字指令后，AIGC可快速产出大量视觉初稿，在构图、氛围与表现形式上为创作者提供丰富参考，显著缩短了创作周期。但初始图在文化细节上常出现不可避免的模糊与误差。如“耍牙”形态可能失真为简单的獠牙装饰或干脆识别不出，官服纹样可能混杂不同历史特征。这暴露出通用模型在面对地方性知识时的局限，也标志着协作流程需要以人工深入介入。
针对初始图的不足，创作者必须依据其戏曲专业知识与审美判断进行细致的校准与提升，包括依据准确谱式修正脸谱，参照历史规制调整服饰，根据特技资料重新设计“耍牙”造型。这一校准过程确保了数字形象的文化真实性。校准中获得的新认知可即时反馈至初始指令优化中，形成指令持续优化、内容生成迭代、效果校准的动态循环，使角色形象在文化精确性与艺术表现力上不断完善，直至最终定稿。该路径完整揭示了技术工具，拓展了创意广度与生成效率，而人类创作者始终承担着文化诠释与艺术定稿的责任。
（二）奇观角色和情感角色的协作模式塑造
针对平调《黄粱梦》中判官这类高度依赖特定文化符号与视觉奇观的“奇观角色”，其塑造必须保证文化表达的精确性与视觉冲击的绝对性。相应的“文化校准型”协作模式，在操作中呈现出明确的分工逻辑。AIGC在此模式下的价值，体现在能够依据初步文化指令，快速生成大量符合剧目与角色的风格化草图，高效完成前期素材积累。然而，对于“耍牙”特技的准确形态、脸谱谱式的具体笔法、官服纹样的历史依据等承载深厚地方性知识的细节，技术生成的结果往往存在偏差或缺失。因此，动画师必须作为最终的把关者，依据戏曲文献与图像资料，对生成初稿进行严格手工修正、重绘与深化。此模式强调，在奇观角色的创造中，技术是强大的灵感激发与效率工具，但角色的文化合法性必须来自人工一丝不苟的专业校准。
与之相比的是落子《吕蒙正赶斋》中书生这类“情感角色”，其艺术感染力根植于细腻的生活质感、复杂的内心状态以及与观众的情感共鸣。适用于此的“效率增强型”协作模式，其策略重心在于优化创作资源配置。AIGC的优势被用于高效产出大量符合角色基础设定的造型与姿态方案，如批量生成身着破旧长衫、处于不同动态中的书生形象。这使创作者能够从大量重复性的基础绘图中解脱，节约出的精力与时间集中投入到核心的创造性工作中，通过对人物眉宇间的愁绪坚韧、眼神的微妙变化、服饰补丁的质感等进行精雕细琢，实现深度情感注入与性格刻画。在此模式下，技术负责构建可信的叙事框架与提供丰富选择，而人工则专注于赋予角色灵魂与温度，使其超越外观的相似，达成神韵的生动。
两种协作模式对应着平调落子内部“奇观”与“情感”两种审美倾向在数字化创作中的不同策略。它们并非固定程式，而是可供创作者依据具体角色特定身份与风格表现，在实践中灵活调配、动态结合的方法工具。在这一过程中，AIGC的作用完全由创作者进行灵活调度，承担基础生成，用于角色塑造与风格探索，最终形成的人机协作方式，为非遗数字化中的人机配合提供了切实的操作依据。
平行案例下平调落子角色塑造的人机协作实践验证
武安平调《黄粱梦》与武安落子《吕蒙正赶斋》在风格表现与角色特质上对比鲜明，前者以高度程式化的视觉奇观与特技表演见长，后者以生活化的细腻叙事与情感内核取胜，恰好为验证“文化校准型”与“效率增强型”两种协作模式提供了理想样本。
（一）《黄粱梦》判官形象的文化校准型创作实践
《黄粱梦》中判官的形象塑造，完整经历了从技术生成到人工精校的“文化校准型”协作全过程。创作始于对其故事的文本转化，将角色概括为“威严神性”“狰狞鬼气”与“耍牙特技”三大核心要素，并转化为初始生成指令。
判官形象生成过程，清晰揭示了“文化校准型”协同模式的必要性。基于初始文化指令的AIGC生成结果，在整体风格上虽接近目标但核心元素（如“耍牙”）完全缺失，脸谱与服饰细节也较为泛化（图1）。这证明对于奇观角色，AIGC无法独立完成视觉元素的精确建构。
图 1判官形象初始生成图
通过图生图迭代与手绘精校，明确人工干预必须深入，严格依据谱式修正脸谱，重新设计表演逻辑的“耍牙”造型（图2）。这一校准过程是对角色身份的再确认，确保数字形象的本真性。AIGC是此类高程式化奇观角色高效的风格探索工具，但角色成立的关键必须完全依赖于对每一处核心细节的严谨手工校准与视觉再造。
图 2左到右依次为判官初始图、迭代图、调整图
在完成判官定稿后，进一步探索AIGC在跨媒介叙事整合中的辅助能力。利用已生成的角色及场景资产，通过统一的美术风格与叙事性提示词，成功创作出《黄粱梦》主题数字绘本（图3）。这表明AIGC能够协助将分散的角色与场景元素，组织成视觉风格统一、叙事连贯的多画面序列，体现了人机协作从“元素生产”向“系统性叙事构建”的进阶可能。
图 3节选自实践作品：AI戏曲绘本《黄粱梦》
（二）《吕蒙正赶斋》书生形象的效率增强型创作实践
《吕蒙正赶斋》中书生形象的创作实践，诠释了“效率增强型”协作模式的核心价值——通过合理分工，实现创作资源优化与艺术深度突破。基于角色“贫寒书生”与“清高文人”的双重特质描述，AIGC迅速生成了符合基础要求的视觉初稿（图4左）。这标志着AIGC成功承担了基础构建工作，使创作者能够从繁复的基础绘图中解脱。
图 4左到右依次为吕蒙正初始图、迭代图、调整图
创作初稿在传达角色内在神韵时明显不足。通过多轮语义细化与特征强化（如补丁形态、面部细节），引导模型产出更具质感的结果（图4中）。但真正升华发生于人工主导的“情感注入”阶段。创作者将节约出的精力，集中于对眉眼间愁苦与坚韧的平衡、身姿中困顿与风骨张力等核心细节进行精雕细琢（图4右）。这一过程实现了从“形似”到“神现”的跨越。
这一实践成果诠释了“效率增强型”模式的精髓在于人工和AIGC的合理分工。AIGC高效完成标准化基础构建，人工则集中智慧实现情感注入与性格升华，二者协作提升了创作效率与艺术深度。
基于《吕蒙正赶斋》剧本，利用优化后生成的角色形象及其系列场景进行绘本创作（图5）。AIGC成功辅助生成了“风雪赶路”“寺院乞斋”“归窑悲叹”等关键场景画面，细腻串联了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与命运起伏。实践证明，针对生活化叙事内容，以AIGC为基础生产工具、以人工进行叙事规划和情感把控的协作方式，同样具备有效支撑复杂叙事结构的能力。
图 5节选自实践作品：AI戏曲绘本《吕蒙正赶斋》
（三）实践对比与协作模式的适用逻辑
基于两项实践对比，可以提炼出协作模式选择的内在逻辑，这取决于具体创作任务中不同元素对故事准确性的要求程度。《黄粱梦》判官的“耍牙”特技形态、特定脸谱谱式，是必须精确呈现的核心视觉符号，任何失真都会导致角色身份的瓦解。因此，必须采用以人工校准为刚性保障的“文化校准型”模式。
反之，《吕蒙正赶斋》中书生衣物的补丁形状、风雪场景的渲染方式等，在符合时代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容许一定风格变通。这便适合采用以提升整体叙事效率为目标的“效率增强型”模式，让人工聚焦于情感表达、性格刻画等关键之处。
在实际创作中，这两种模式需根据角色构成元素的不同文化背景，动态结合使用。成熟的协作能力，正体现在创作者能准确判断何处需严苛校准、何处可放手增效，从而在故事的核心价值与创作效率之间达成良好平衡。
本研究通过对河北武安平调落子艺术分析与平行案例实践，总结了AIGC在提升角色设计效率与拓展风格方面的优势，验证了AIGC在非遗数字化角色塑造中的协作价值与能力边界。提炼的“文化校准型”与“效率增强型”协作模式，以及背后的决策逻辑，构成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人机协作策略工具箱。为同类非遗项目的动漫角色数字化塑造提供了可操作的协作机制与模式参考。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从静态角色塑造向动态化演绎、三维立体模型以及交互化体验等方面进行深化拓展，进一步推进从单一角色到完整戏曲世界的数字化建构，为非遗的数字化传承迈向可持续的未来尽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
祁凤霞，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张雨婷，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本文系2025年河北省文化艺术和旅游研究项目《基于AIGC技术的河北武安平调落子数字化动漫创作路径研究》（编号HB25-YB066）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