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狮》7月11日、12日登陆河北艺术中心，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醒狮”为素材，综合运用舞台布景、舞蹈构图、舞台灯光等手段进行核心表意意象的设计和意境的生成。同时，故事的矛盾被置放于“三元里”抗英这一时代洪流中，个人发展与民族命运交织，“醒狮”被升华为一种具有人格的民族气质，实现了舞剧审美的民族化建构。这为河北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醒·狮》对岭南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物象的集中展示，为整部舞剧奠定了文化环境和地域特色的源点和基调。突出地方文化特异性是新时代以来我国舞剧创作常用手段之一，是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地方舞剧创作“求同存异”的典型手段，并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
舞剧叙事语言“多空间切割”是通过灯光或道具将舞台分割为2-3个异地并线或异地多线的叙事线索，多用于双主角或有多条叙事线索的舞剧的一种叙事手段。《醒·狮》是一个双男主舞剧，剧中多次使用该手法。第二幕舞台空间被“狮头”龙骨切割成三个不同的叙事场景：靠近上台口的一侧以较高大的“狮面”龙骨为“阿醒家”，靠近下台口的一侧以相对较矮的“狮口”龙骨为“龙少家”。第三个场景是“狮面”龙骨朝向舞台正后方。“狮面”威猛刚正，有一种“积极”“正面”内涵预设，与阿醒的身份和人物性格设定相匹配；“狮口”的意象性则突出了其形态的比喻意义———“狮”可以成就人，也可以“吃(毁)”人，关键在于舞狮的人以何种态度对待，龙少吸食鸦片也印证了这个预设的巧妙性。舞台上高大的“狮面”龙骨与较矮的“狮口”龙骨的对比、借由“狮面”的转向完成叙事的转向与矛盾焦点的聚合等等这些处理手法，形成具有表意效果的舞剧语言，这是西方芭蕾舞剧中舞美装置的处理手法所不具备的语言与表意特征，呈现出独具中国表意特色的舞台语言结构方式。
舞剧中道具的巧妙运用可以形成故事与人物的互动叙事。“狮凳”是岭南地区“南狮”登高采青的道具，不仅让舞狮人站得更高，让醒狮登得更高，更托起“舞狮人”的荣光，迸发出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狮凳”在《醒·狮》中呈现出多样化的表意意蕴。第一幕“长街风情”中，舞狮人在蜿蜒的狮凳上腾跃，“茶馆”舞段中龙少与阿醒在狮凳垒砌的高台比武，体现二者年轻气盛，不服输的态度。在表现阿醒与龙妹情感朦胧的双人舞段，两人的肢体接触和造型始终以狮凳相隔，像是两人关系的一道“屏障”，既表示物理空间关系上的区隔，又象征道德约束的心理屏障，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三幕“入阵”中，人们手中的凳子东倒西歪地横亘在舞台前区，表示大家以血肉之躯抗争和抵御敌人；当抗争的力量越来越微弱时，大家围成一圈将凳腿朝外竖起，象征团结、防御和自保。舞剧中的狮凳已经突破了它作为一件道具的一般用途，在编导的表意建构中成为塑造人物内心世界、生成生动隽永的主题意象的符号之一，有力烘托出身处时代风云中的人物命运与人生选择。可以说这体现出了中国舞剧编导在处理道具的表意特性与民族化表达时较为成熟的手法。
舞剧通过虚构人物和故事，将其放进真实的历史语境，借“醒狮”讲述一个奋发图强的故事。该剧从“醒狮”的历史沿革、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中抽离出最核心的元素——勤劳质朴的“人”和忠贞热烈的“情”，一方面，塑造了“龙少”“阿醒”“龙妹”和“醒母”这些具有个性和审美内涵的人物角色；另一方面，以醒目鲜明的区域文化符号——“醒狮”象征“不屈不挠”“团结向上”的民族气势。
“醒狮”被赋予人格的表现之一。舞台上，巨大的“狮头”被巧妙地拆分为三个内涵不同的部分，以“狮面”配阿醒，阿醒家高大坚固又明亮，以示其男儿自强有骨气；以“狮口”配龙少，龙少家拱门稍矮且暗淡，龙少吸食鸦片时躺在位于“狮口”中的摇椅上，“狮口吃人”的意象表示他因鸦片而人生迷途。“狮面”“狮眼”的拆分，象征个体的不完美，而一旦特性上能够互补的个体有机会组合在一起，将会迸发出超越二者之和的力量。
“醒狮”被赋予人格的表现之二。当“狮眼”“狮面”“狮口”组合成“狮头”的那一刻，正是阿醒、龙少一起“舞狮点睛”所燃爆的民族升腾的激情。人与人配合舞“醒狮”，“醒狮”才有了人的灵气，才能聚人之和气，才能扬民族之正气。狮面、狮眼的组合，狮头、狮背的合体将个体的力量聚合为整体气魄，中华民族在这里被喻示为一头醒来的“东方雄狮”。
作为岭南人共同的地域身份象征和符号之一，“醒狮”的素材为岭南舞蹈文化传播留下了温情的一笔。以“南拳”为代表的广府文化，带有“韧性”“自强”“豪气”“奋发”“英武”的气质和精神，这与其早期的通商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不无关系，正是这种为了家国的抗争孕育了岭南人民顽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品质。因此，岭南舞蹈“英武”的审美气质与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舞剧《醒·狮》明确实现了岭南舞蹈“威武”美学品格的建构与表达。
观摩舞剧《醒·狮》，也引发了我对河北舞剧创作的一些思考。新时代以来河北省舞剧创作的《大道记忆》《孩儿枕·家和兴》《颜真卿》在穿透历史寻找创作资源方面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体现出一定的地方历史资源的舞剧转译与创作尝试，是“两创”思想指导下河北舞剧在地化探索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张家口张库古商道悲欢离合的故事、定瓷工匠与窑官女的感情所引出的宋代官窑与市井风情，还是颜真卿及其历史故事的悲壮书写，虽然都是河北地方人、事的创作背景，但都表现出“散装的河北”之感，无法强烈地体现出燕赵大地“大河之北”的整体印象。如何在历史宏阔的长河奔涌中，借助舞剧的叙事，以个体的悲欢离合交织出燕赵文化苍茫慷慨的特质，仍然是文艺从业者们需要完成的一道极有分量的必答题。
作者简介
董超，河北传媒学院舞蹈艺术学院 副教授，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荣获第六届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杯”优秀长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