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学批评，常常陷入一种既“喧哗”又“失语”的奇特状态：一方面是学院派批评在理论术语的密林里独自跋涉，与鲜活的创作现场渐行渐远，成了无人在意的“自我独白”；另一方面是网络世界中大众狂欢式的“吐槽”或“点赞”，虽生机勃勃，却多流于碎片化、情绪化的即时反应，难以沉淀为有效的学术批评和知识生产。在这两种声音的交叉地带，真正有分量、有温度、能够直面文学“永恒问题”的对话是稀缺的。河北批评家王文静与王力平的《文学是一次对话》一书，便是这样一部难得的补缺之作。

这部著作以十二篇专题对话的形式，纵论了女性文学、城市文学、生态文学、乡土文学、非虚构写作、现实主义、文学叙事、抒情性、语言、结构、文学融合发展以及文学批评等众多议题。这些话题，如王力平在序中所言，大体是当代文学的“热点”或“永恒主题”，也是文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在我看来，这部书最核心的价值，正在于它以“对话”这种充满张力与协商性的文体，重新激活了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永恒问题的理论活力，并将其推向了一个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思想境地。它不仅是一次有关文学问题的求教与解惑，更是一场严谨而富有激情的审美思维体操。

很显然，王文静并非那个“不知道答案的人”，王力平也并非那个“掌握答案的人”，他们各自携带着不同的知识谱系、审美经验与问题关切进入对话，在碰撞中抵达了任何一方独自思考都无法触及的思想深度。因此，这不是一场“问”与“答”的单向传递，而是两位批评家以平等的对话者身份，围绕文学的永恒问题展开的一场持续两年的思想双重奏，从中可以管窥王文静的批评之道。

01

批评的“攻守转换”：

跨界视野与文学初心

批评很容易被想象为一种专属于“纯文学”活动，但王文静的批评实践显然不受这个界限的约束。细察她的履历就知道，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担任过第3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评委，还是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发展报告课题组成员。她的批评领地，天然地横跨文学、影视、网络文艺等多个领域。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她经常跳出纯文学的框架，习惯于借助戏剧和影视的观点来反哺文学批评。著有评论集《你好，镜头》的她，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其文字常常带有一种清晰的“镜头感”或“画面感”，这使她的理论话语变得更具可读性和辨识度。

这种跨界视野在《文学是一次对话》中随处可见。比如，在讨论“文学叙事”时，她不是从某个叙事学概念出发，而是直接切入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风起陇西》——“把虚构的谍战与真实的历史嵌套在一起”，“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构思至少体现了剧作强烈的叙事意识”；继而又引入网络文学叙事的读者介入，“在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当下，读者早已解锁了被动阅读的身份，从幕后走到台前，通过评论、吐槽等方式直接介入网络作家的叙事”；接着，她迅速将观察拉回文学现场：“文学创作在叙事探索和创新方面却显得有些寂寥。”这一“拉”一“拽”之间，影视和网络领域叙事创新的活跃与文学领域叙事探索的“面目模糊”构成了尖锐对照。她不是在为影视、网络喝彩，或为文学哀叹，而是通过跨媒介的比较为文学提供了一个自我观照的镜像。

这种批评的“攻守转换”在对话中屡屡出现。当讨论“文学能量在哪里守恒”时，她接连抛出庞博脱口秀中的“我要去上海”、刘震云在《向往的生活》中那句“他往黑暗中去了”等案例，追问的是：当综艺和脱口秀都在展示惊人的“文学性”时，文学自身的位置何在？这个问题不是在否定文学的价值，而是在探测它的能量在新媒介时代的延伸方式和吸纳机制。在谈及《山海情》《觉醒年代》等原创剧本而非文学改编的出圈爆款时，她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作品虽然“不是由文学母本改编而来”，却“一样呈现出丰富的人物形象侧面，立体可感的时代肌理，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宏阔激荡”，她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学质感的彰显”“文学能量的延伸”。面对王力平的理性回应“文学改编本身就是融合发展的例证”，王文静并未退缩，而是继续追问：在这样一个不用文学母本也能产生“文学质感”的时代，文学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又如何守住文学的初心？

在我看来，这些追问之所以有力，不在于它找到了答案，而在于它把问题推向了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却常常回避的对峙地带。她不断变化角度探讨同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将文学（或“文学性”）置于更高维度的坐标中进行审视，去寻找文学在“跨媒介”环境中不可替代的审美内核与生存法则。这种追问方式，正是“对话”这种文体所能激发的思想状态——在独白中，人可以无限自洽；而在对话中，人不得不面对来自另一个视角的审视。

02

批评的“双向掘进”：

在现场与历史之间

在《批评的位置》中，王文静追问道：“在刚开始进行文学评论写作的时候——甚至现在也常常还是会有这样的迷茫，即我们应该批评什么？把什么作为批评对象才是有意义的？”作为同道中人，对此我也深有体会：虽然有理论储备，有审美敏感，但要打通从“感受”到“判断”之间的路径，却不是靠更多理论知识的累积，而是需要一种能力，即在“文学现场”与“文学史纵深”之间双向掘进的能力。而这场对话，恰好为她提供了这样一种训练。

在“乡土文学”这一讲中，这种双向掘进体现得最为充分。王文静把话题聚焦在电视剧《山海情》的“破圈”现象上——这是典型的“现场感”入口。接着她抛出一个尖锐的判断：新乡土中国“能够在以青年亚文化、流行文化为底色的大众艺术形式上进行呈现，为什么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实现应有的突破？这与中国百年乡土文学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个判断一下子把讨论拉升到了“传统评估”的高度。迫使王力平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梳理了从“五四”乡土文学的“外视角”“全向度”，到解放区文学的“内视角”“单向度”，再到新时期文学的“复合化”——这是一幅跨越百年的文学审美嬗变图景。

但王文静没有止步于接收这张“全景图”，在理解了历史脉络之后，她立即将话题折回具体文本：《白鹿原》“写的是乡村，刻画的是农民”，但“说它就是乡土文学，似乎又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乡土文学有了距离”。这个折返动作至关重要——它不是把理论套用到文本上，而是用文本的具体性去检验理论的解释力。进而她将观察推向焦点：在一些乡土叙事中，“生活与观念、情感与理性被剥离了”，“作家与乡土各自的主体性不见了，作家与乡土之间的相互发现不见了”。这是一个从具体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判断，比任何宏观的历史描述都更具批评锋芒。

这种“双向掘进”的自觉显然并非一日之功，在其频频见诸大报大刊的及时性评论文章中，不仅有身临其境的在场感，更始终隐含着一种抚今追昔的历史感。而今，当她带着这种批评自觉进入对话时，“文学现场”与“文学史纵深”之间的通道被真正贯通了，她在这两个维度之间自由穿行，让彼此相互照亮，批评因此而具有了鲜活的现场感和深远的历史性。

03

批评的“情感温度”：

主体自觉与代际传承

在全书压轴的《批评的位置》一文中，王文静有一段话值得反复品味。她说：“作为一个文学评论作者，把文学批评放在最后，其实含着一点‘近乡情怯’的意思。实际上，如果长期以职业性、专业化的视角来从事文学批评，我们会就某个作品、某种观点进行切磋，反而很少在批评的位置、批评的意义等问题上展开讨论。”这段话隐约透露出一位“80后”批评家在面对自己专业领域时的身份焦虑。她在批评实践中不断成长，却也意识到批评本身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这种“近乡情怯”，恰恰证明她不是在技术性地从事批评工作，而是把批评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在——愈是亲近，愈不敢轻慢。

全书中有几处微妙的情感交换，让我看到了女性批评家在理论求索之外的那一份温润与持久。在“后记”中，王文静以深情的笔触回忆已故批评家陈冲——“八年前我还在评论之路的起点迷茫的时候，他那幽默坚定的话语和几次文本分析的批改让我走上了文学评论的道路。”陈冲曾对她说，“王力平是河北文学批评界眼睛最‘毒’的人”——正是这句话，让她坚定了向王力平求教的决心。如今她受王力平教导并写成此书，陈冲若在天有灵，“一定倍感安慰”。这种代际之间的传承与感恩，赋予了全书一种超越纯粹理论讨论的情感温度。

在与“50后”王力平的对话中，王文静同样体现了“80后”批评家特有的品格。关于“非虚构”的讨论到达高潮时，她直言不讳地指出非虚构写作存在“人红戏不红”的尴尬，并发出更具挑战性的追问：非虚构“是否会被大众文化收编，成为畅销书的关键词，成为‘四不像’的‘乾坤袋’，成为二流作家无力处理现实题材以及虚构能力堪忧的堂皇借口？”这个追问几乎是挑开了非虚构写作那层体面的面纱，直指其可能存在的软肋。她没有因为非虚构当前的热度而停止追问，也没有因为对话者的身份而弱化判断。这种“在场”却不“顺从”的姿态，正是一个批评家开始拥有自己声音的标志。

她曾感叹“尽管我们认为批评是一种独立创作，但这似乎并没有改变现实中对批评认知的模糊和错位”。在她笔下，文学批评绝非与我无关、言不及物的空谈，而是带着主体自觉与个人体温、背负着沉甸甸的时代责任的独立创作。正是有了这种清醒的自知与真诚的袒露，她在对话中展现的成长才不是朝着某个预定的方向前进，而是朝着她自己都未必预料到的方向生长。

总之，在我看来，批评是一项孤独的活动，但批评精神的传承却从来不是孤独的。它需要对话，需要在不同代际、不同视角之间建立起真正的思想联系，需要有人愿意花两年时间，去认真讨论那些看起来“老生常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不是孤独的裁决，而是对话中的共建；思想不是私有财产，而是交流中的生成。这让我想到自己曾在《生命、时代与文本》中写下的话：批评家的批评与作家的创作一样，“都是一种生命形式”，批评的“对象化”实质上就是“批评家自我生命体验和情感思想的实践”。王文静正是在这样的“对象化”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自我突破，她不再是独自面对文本的那个青年批评家，而是在对话中坚定地表达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判断——这或许是对文学永恒问题最好的回答！

——发表于《人物周报》2026年8月7日

作者简介

江飞，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艺理论评论200余篇，出版专著《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存在论转向与理论形态建构》《文学性——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等6部。曾获中国文艺评论入围奖、安徽省社会科学奖、安徽省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