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精神史和文明史，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千百万社会民众的声音和时代的召唤，它也是一个民族最丰富、最独特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宝库。当然，民间文学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列的第一类“口头传统”。近年，高有鹏撰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是从上古时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21世纪、国内首部完整呈现的中国民间文学通史，这部学术著作的出版在当代民间文学学科体系建构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民间文学是民间社会的口头语言艺术。民间文学的实质在于它是形成于传统社会中的文化生活，它是民风民俗、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诸多因素的真切反映。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将民间文学置于大历史文化视野中进行考察，突破单纯依据文献典籍研究的范式，以“史、述、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文献典籍的钩沉、梳理和挖掘。运用考古及文物史料，尤其是突显田野作业与理论专题研究的方法，探索民间文学史发展的多重脉络和嬗变的历史轨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文艺观，为社会普遍事物和历史发展及其文学的生发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指导。作者坚持民间文学的立场、价值和社会审美，该学术著作整体叙述了以上古中国神话、远古歌谣为发端，整个古典时代的神话、传说、歌谣、乐府、笔记小说、“说话”、传奇、杂剧、笑话、寓言，到近代民间历史神话、叙事诗、戏曲唱本和民间文学理论的发轫，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文学思想理论体系建立，再到新时期以来整个当代民间文学的繁荣发展。

《中国民间文学史》同其他类教材相比，作者将上古中国神话以“时代”为题进行研究，这些篇章基本上都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足显示其对上古文献典籍的考证、辨析能力和田野调查科学考察方法的运用及艺术想象力。神话是民族文化的艺术根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文化滥觞的源头。该章节书写得益于早年对中原神话及古庙文化研究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得益于河南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的薪火相传。进而成为民间文学史的学术亮点。

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对社会发展中人民大众思想文化诉求的积极应答。作者对整个现代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得益于之前（201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的分卷写作，作者在总论述之后进行了民间文学运动和代表性作家民间文艺观等问题方面的研究。作者对总论部分“中国现代民间舞剧的历史发展与民间舞剧思想理论体系建立”（第十五章）的论述，论证严谨周详，颇见学术功力。作者首先指出，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应该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是民间文学自身的发展，第二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翻译，第三是民间文学思想文化的繁荣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三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前两个部分常常形成共处于一个民间文化生活的整体之中，互为补充的现象。其次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重要的学术背景，其一是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二是近代文化思潮，即明代中后期就已经形成的求新求变、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潮流。其三是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寻求，即“礼失求诸野”的文化规律的社会作用，这三方面的基本内容相融合，进而形成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式的基础。

从这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下册）研究的情况来看，上册为整个古代民间文学史。按朝代更替时序编次，突出每一个时代最为鲜明而又丰富的民间文学基本形态，文献典籍和理论研究。下册之中，作者展开对近现代民间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简明梳理。在这个历史阶段分为“五四”歌谣学运动、延安民间文艺运动、中西部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内容，又将能够体现鲁迅、胡适的民间文学观的代表性学术著作进行了专题探讨。显然，近现代民间文学史的书写与古代这一历史阶段有明显的不同。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间文学史的研究，作者选取了民间文学的当代性及回归文化等方面，进行一般性择要概述，这与当代民间文学史本身学术发展要求来看，应该说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整体来看，这部修书著作采用了“史、述、论”相结合的方式，以“述”为主，在每个阶段又兼有专论，由“述”和“论”而相生为“史”，正是“述”中有“论”，“论”中有“史”，才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的显著特点。

从另一种文学视角，由作者的民间文学立场和价值判断及对审美意识的追求等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真切的感受整部《中国民间文学史》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但中国民间文学真正意义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及其理论体系，还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学说传入中国开始，读者可以参阅其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这部学术著作之中有一部分专题研究与《中国民间文学史》大致相同，或作以适当的丰富与拓展。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视角论述了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尤其是对神话理论、原始崇拜、民族志书写。文化遗产及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的当代文化叙说等方面，做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探究，被《中国出版年鉴》称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的奠定。

二

关于“民间文学”的界定与厘清“民间文学”的概念，是读者阅读民间文学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作者认为“民间”和“文学”的概念在古代文献早已存在，但是“民间文学”这个概念并不是很早。20世纪20年代之前。“似乎没有出现于报端”，显然作者采用的是“模糊推断法”，这种模糊推断或者“不确切”“有可能”应然之法。正是民间文学本身所有的一种特殊判断，这也是较为科学的学术态度。在胡适与友人通信的过程中，以信件证明梅光迪第一个使用“民间文学”概念，但这到底不是直接的证据。如果民间文学作为学科概念出现，这应该是胡愈之在《论民间文学》中提出的观点，论述了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和“口述性”两个基本特征。此后，胡适、郑振铎、杨荫深、徐蔚南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为民间文学作定义，但都没有超过胡愈之。整个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依照胡愈之的民间文学概念进行。迄今为止，更多的人依然接受民间文学是民众的集体口头创作的概念。

学者万建中认为，民间文学既是一个学科或学术话语意义上的名称，也指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民间文学是一门地域性学科，真正的民间文学学者应该从事的是某一地域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当然，这类学术观点也许有些偏颇。进入21世纪，关于什么是民间文学的认定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学者们依旧认为，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

作者在第一章“中国民间文学作为历史”中指出，民间社会与上层社会是相对的，况且分层充满流动变幻，上层社会也并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社会群体构成因时代等因素的变化而形成财富、权力等资源的角色转换，这表明民间与上层、与时代是共生关系的一种概念，但要区分作家的民间与底层社会的民间指向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之间可互为影响，但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

但需要警醒的是，社会上层作为管理者应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需求，否则就会形成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就会出现社会动荡，而民间文学一般便是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中孕育产生的。

关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并未单列进行论述，而是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为一个章节设置在“胡适的民间文学观”（第十九章）进行论述，显然，作者运用的是胡适的民间文学观点，即“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并认为这种观点在今天也是十分难得的公允，并通过对胡适民间文学理论的分析研究，作者认为胡适全面揭示了文学发展中二者之间的互动规律。读者如果以比较文学的视野来看，还有其局限性，只能说是胡适的民间文学观。有的学者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置于“民间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章节中进行探讨。现在学者们各言其说，但也初步形成一种共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共生共长。在理解民间文学是作家创作源泉的时候，应该摆正民间文学的位置，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单向性的狭隘判断。不过，作者也指出民间文学毕竟不同于作家文学，也不同于通俗文学。在文化认同与文化识别上，民间文学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审美表现方式。

研究民间文学会面临许多难题，首先体现在文献典籍、民间遗存史料方面，可谓浩如烟海，任何学者都无法通览也无法穷尽，我们可以从这部著作引用的参考书目中，就完全可以体现出来写作艰难复杂的程度。例如，中国古代典籍88种，近现代人著述132种。外文著作79种，主要集中在英、俄、德、法、日、美等6个国家有关民间文学类的学术著作。那么，学者们只能择其要，勾勒其基本轮廓，理出其嬗变轨迹及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在商周之前这个历史时期的神话史，其研究民间文学形态的史料更是艰难而复杂，考证辨伪之难，甚为驳杂。作者认为“古代典籍中对民间文学的记录多出自封建文人之手，除了认识上的狭隘以及有妄作篡改的现象之外，更多的是支离破碎，仅提供了一些大致的内容”。再者是研究方法的取舍与偏颇、历史现象/事件以及史料的曲解与误读，还有部分简读的雪藏，诸多问题在某个特殊历史阶段都有可能存在。

最需要面对的是民间文学本身，涉及范围极其广泛。从目前国内外对民间文学研究流派上来看，不论从“史”的角度，还是从“类型”的角度。至少涉及到伦理史、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民族史，当然也要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另外相关学科，如民俗学、俗文学等更有直接关联，这至少说明了民间文学自身的复杂性、独特性，可以说其涉及范围之广，涉猎对象之庞杂，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这是由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与时代共生关系决定的。

关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作者认为，我们研究民间文学，应该有面向民间社会的科学态度与公允的价值立场，同样也应该有宽阔的视野与切实而有效的方法，那么，关于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作者在该著作中并没有设立专章进行介绍，也并非如王娟的《民俗理论教程》。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那样，以理论分析研究范式介绍为要，而作者是将自己的研究方法融于“史、述、论”之中，而作者最期待的还是“史、述、论”相结合，历史文献典籍钩沉梳理、社会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写作模式，或者说研究范式。笔者于此略举例如下：

直到今天，我们还一再强调田野作业，强调掌握第一手民间文学资料（第118页）。另外第9页也提到田野作业科学考察方法，第179页,也提到这样的方法，作者认为，人们推崇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并不重视“行万里路”这种更艰辛也更有意义的学术方法。尤其在敦煌文献的研究中，存在着对义理、辞章、考据这种传统学术方法的回归，这并不是学术发展的福音。

与此相对照的是“捕风捉影”法。作者认为，在今天的民间文学田野考察中，我们记述某些民间传说，更多的只是记述到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不得不“捕风捉影”，沿循着一定的线索去寻找那些民间文化生活中的“瑰宝”。有人说，这是民间传说流传的形态，其产生之初，应该具有相对完整的形态，但是在流传中形成支离破碎的现象。语言的变异，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第73页）

与此相关的方法是“模糊推断法”，或者说是苦难应然法，这是笔者从作者对文献史料研究之中的结论性的“断语”中概括的一种并不很通行也不是很确切的方法。“究所文献有许多神话，我们依据其内容可以大致判断其所处的时代。如‘精卫填海’也大致定在炎帝神农时代，当然也只限于推测”。（第27页）

这类表述在神话时代的研究过程中使用的较多，此外其他不少地方也运用了诸如“应该”“应当”“也许”。实际上，这种推断在学术上是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的。作者又提出，“未足信”却是民间传说的重要特征。（第127页）

另外，作者还提出文物考古法：有许多异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将它们的具体内容与古代典籍文献资料结合来看。一些复杂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第8页）

史料比较法：胡适的现代歌谣学理论观念的形成，尤其是比较歌谣学方法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里程碑。（第575页）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倾向，民间文学的学理性意义在这一时期体现为社会实践性与思想理论的批判性，尤其是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歌谣的立场、方法进行探讨以及学理概念界限进行思辨，学者们运用多种学术研究方法，将民间文学推向新的理论高度。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所指出的这些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大量的文献典籍的基础之上，大量的社会实践经验之上，换一种方式表述，也就是建立在大历史观之上，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的，这就是作者对民间文学普遍价值的尊重，在“史”与“述”浑厚的民间叙说之中，彰显的是民族美学朴拙淳厚的精神力量。

三

关于作者对“语域”“地域”概念的阐释问题，这显然这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作者认为某种民间故事在一定的区域流传，具有趋同性，形成一定的影响范围，这就是民间文学的语言具有地方性，可以称之为“语域”。而地域性，包括历史、文化、自然等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间的文化哲学意味的“风土”，而在此之上产生的“集体性”，构成了显著的社会群体意识与审美趋向，形成一定地域的习俗风尚。进而影响到神话、民间传说的形成和社会风俗生活的发展变化。

与此相关的是故事的变异性，作者认为将某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融入到该地方的社会文化生活时，就有可能形成故事的变异，这是人们在传播过程中选择与认同的结果，也是民间文学的生命和文化价值所在。

作者在谈及宋代民间文学史时指出，我们可以从《西游记》历史形成过程看到民间传说、故事的变异性。宋代“说话”中的“说经”，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影响最为显著。之前，玄奘曾撰《大唐西域记》,《旧唐书·方伎传》录其事迹。唐代有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既吸收了同时代的传说故事，也吸收了前代诸如《大唐西域记》中的传说故事，同时，它也吸收了《博物志》《汉武故事》《舜子变》等典籍中的传说故事。经过无数人的努力，在元代形成了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朴通事谚解》(朝鲜)等作品，并成为明代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重要范本。在这部学术著作中像这样的叙述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形成原因，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的显著艺术特色。尽管“语域”与地域性、变异性所指范围不同，但毕竟有相融共通的部分。

于此，笔者谈及一些有关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关于“周作人是汉奸吗”论述的问题。作者在“文化复兴：中西部民间文学研究”章节中，谈及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还包括沦陷期的学术活动时说，“周作人就是这样的文化汉奸，他不听大家的劝告，成为伪政权的教育督办”。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学术性的表述，从现代民间文学史整体上评价，在话语环境中还缺乏逻辑支撑，或者说论题的逻辑起点，在前后叙说之中显得有些突兀。

在第505页，作者曾谈及钟敬文在杭州开辟民间歌谣搜集整理研究时说，钟敬文还不是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那样已经造诣深厚。此处提及过周作人的学术贡献。另外，在第479页、第476页、第471页、第468页、第462页也都提到过，周作人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贡献。尤其是在这个观点之后，作者说，胡适“与周作人、朱自清等人一起著成现代学术史上的一道风景线”。另外，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第148页也曾经说，“回首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建立过程，如果没有蒋观云、周作人等人对西方民间文学理论概念的深入，作为传统学术方式不能如此迅速的融入现代思想文化之中”，由此，综合这个论点的前与后的论述来看，作者的这个判断是不很妥当的。

吴忠杰在《鲁迅传略》第132页，指出周作人堕落为民族败类，做了汉奸，这虽然是日后之事。但思想上分歧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笔者认为这种表述还是较为合理的。而王彬彬在《周作人是特有的汉奸吗、》一文中，进行较为周密详实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这是从心理上、社会政治语境中及思想根源上等方面进行可能性的推断，这是很值得借鉴的一种理论批评观点。

另外，作者对《紫骝马歌》的艺术分析和判断，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作者认为，在《紫骝马歌》中，所描述的不是爱情的倾诉，而是一种婚俗:

烧火烧野田，

野鸭飞上天。

童男娶寡妇，

壮女笑杀人。

其实这应当是汉人眼中的胡俗，即少数民族中的婚姻习俗。在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曾有过兄死其嫂嫁于其弟的婚俗，而汉族尤其是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原汉族，则视之为荒诞不经，所以才有“壮女笑杀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如果其中有对爱情的表现，则可能是寡妇与童男偷情被人发觉后，人们故意对其开玩笑使其尴尬。当然，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曾想象到的，对历史上民歌主题的辨识，同样需要走进民间去搜索论据。

很显然，应该说作者忽略了这首诗歌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民族之间战争或者是剧烈矛盾冲突的社会景象。该书中其他部分，涉及到的历史背景、民间故事生发的原因等方面的历史分析不再赘述。

四

民间文学史写作就是为他人提供一个尽可能准确的路标。作者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写作姿态，以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为指导书写了这部《中国民间文学史》。该著作在当代民间文学学科体系建设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学术研究中，民间文学更具有挑战性，当然也面临着无限的发展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本身就需要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自信力的重要表征，尤其是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框架的建构大背景之下，需要民间文学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审美价值的张扬，同时也需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作者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着不足:一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丰富的民间文学典籍文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史的研究非常不足；二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研究不足，形式主义的研究大于思想文化的研究，尤其是缺少人类文明视野的研究。

至今，我们强调修订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却忽略了民间文学的历史存在，严重忽略了一个学科基础问题及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作者呼吁民间文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应该通过不断拓展自身领域知识体系和专业性课题研究来突破身份危机。民间文学学科建构自身的学术话语，若按照钟敬文对民间文学学科体系建设规划的要求，目前其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其中，高有鹏在民间文学领域作出了重要学术成果，但真正意义上建立民间文学学科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

赵会喜，1970年生，河北省魏县第二小学教师。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评协职业道德委员会委员、河北省评协理事、邯郸市评协副主席，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首届“白马湖杯”全国网络文学评论奖等评论奖项，曾出版诗集《风中的故乡》、长诗集《故乡来兮辞》和文学评论集《美的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