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艺中走来的人民作家

生于山西农家的赵树理从小浸润于当地氛围浓郁的民间文化艺术中。他的父亲是村里组织“八音会”的全把式，能吹、会拉、善打。受父亲的影响，赵树理从小就熟悉各种曲牌、戏目和民间故事，到九岁时，已对擂鼓、打锣、拉二胡、弹三弦样样精通。可以说，赵树理正是在农村的人情世态、风俗习惯，以及戏曲、秧歌、说书、鼓词、快板、小调等民间文艺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成年后的赵树理认识到知识分子文艺与广大农民艺术接受之间的鸿沟，立志为农民创作一种“识字不多的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的通俗作品。因此，他自幼熟悉的农村生活和民间艺术，便成为其文艺探索路上的源头活水。

“七七事变”爆发后，赵树理正式参加革命，开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到1942年，他先后主编或参编《新中国报》、《黄河日报》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抗战生活》、《中国人》等多种报刊，向根据地群众介绍抗日形势、宣传进步思想。考虑到农民读者的实际需求，他力求通俗，创作出快板《不上当》《神枪手刘二堂》、鼓词《茂林恨》《王美云出嫁》、相声《一串鬼话》、小调《村政选民小调》《闹元宵》等一系列曲艺作品，既可供阅读欣赏，又能够搬上舞台，很快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些报刊“贴到哪里，群众就挤到哪里，很有吸引力和战斗力”。

1943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了太行山区，赵树理认为毛主席“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备受鼓舞，同年5月便写成《小二黑结婚》，10月写成《李有才板话》，两年后又完成了《李家庄的变迁》。三部名作轰动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甚至成了干部必读的参考材料。干部们不但自己学习，还把它念给农民听，反响异常热烈；农民群众一边听得乐不可支，一边联系实际，参照小说中的工作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三部名作，从文本形式到叙事手法，从人物塑造到情节结构，都洋溢着评书、鼓词、民间笑话的风格与韵味。正是因为赵树理充分汲取曲艺艺术扎根民间、关注民间、热爱民间的文艺精髓，将之创造性地移植到文学创作的花圃中，才结出了这样喜人的硕果。

赵树理与新中国曲艺的探索

赵树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中国曲艺事业重要的开拓者。1949年7月，赵树理被选为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他又被新成立的文化部任命为戏曲改进局曲艺处处长；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主席；1958年8月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他被选为主席，担任此职直到逝世。十几年间，赵树理积极投身曲艺事业，始终致力于探索曲艺改革与发展的路径。

刚到北京的赵树理常去天桥调研。天桥是北京劳动人民传统的娱乐场所，戏棚书场鳞次栉比，说唱变脸等形式丰富多彩，但其中不少节目仍留存旧时代的糟粕。赵树理调研后发现，曲艺艺人们并非排斥新社会和新文化，而是不知道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缺乏自我改革的能力，亟须党和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于是，刚刚走上管理岗位的赵树理，很快推出了组织艺人、革新曲艺的“三板斧”。

第一是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新文艺的发展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要组织知识分子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通力合作。秉承这一理念，1949年10月，赵树理组建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研会的工作内容繁多，除开展文艺普及、团结民间艺人、培养业余作者、开拓演出阵地外，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创编新作品。赵树理号召大家用新思想、新内容“打入天桥去”，改造旧曲艺，将新曲艺送到劳动人民中间。在赵树理的带领下，创研会成立3个月便创作改编了84段新作品，其中许多被搬上舞台、广播，深刻改变了曲艺的旧面貌。

第二是创办曲艺刊物《说说唱唱》。1950年1月20日，《说说唱唱》在北京正式创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曲艺刊物，新曲艺从此有了自己的发表阵地。作为主编之一的赵树理对《说说唱唱》的编辑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不仅仔细阅读来稿，认真回答读者的各种提问，努力发掘新作品、培养新作者，还亲自创作并发表了鼓词《石不烂赶车》、评书《登记》、小调《王家坡》等曲艺脚本。截至1955年3月停刊，《说说唱唱》共出刊63期，发表曲艺作品200余篇，为新中国曲艺事业贡献了一批优秀曲目，刊登的快板《二万五千里长征》、相声《夜行记》、联珠快书《闹天宫》等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1957年中国曲艺研究会创办《曲艺》杂志，赵树理再次担任主编，这份杂志至今仍是曲艺界的重要刊物。

第三是将曲艺带到大学讲坛。曲艺艺术要推陈出新，就要有理论研究人才，处于文艺殿堂之外的说唱文艺也要登上大学讲坛。1951年10月，赵树理应林庚教授邀请，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艺课，他讲授曲艺的功能、特性及曲艺工作者在新社会地位的变化，邀请专家介绍相关曲种的历史和艺术特色，并请知名文艺工作者即席表演或清唱。连阔如、高元钧、良小楼、魏喜奎、孙玉奎、魏长林等都曾受邀登台授课。课程一开设便盛况空前，校方几经调整教室规模，甚至将课程开到小礼堂中，现场还是挤得水泄不通。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在北京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这些有限的时间他大都奉献给了曲艺事业。在赵树理的努力下，团结曲艺工作者、改造曲艺的各项实践蓬勃展开，新曲艺在北京、在城市生根发芽，曲艺的理论研究人才也开始不断孕育，一条曲艺发展的崭新道路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

“曲艺”能够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表演艺术门类，赵树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所谓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各种表演艺术形式的总称，它滥觞于先秦，形成于唐，成熟于宋，至清代已遍及全国、形成了数百个曲种。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说唱艺术却并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独立艺术门类的身份与统一命名。从汉晋时期的“百戏”“散乐”到宋元以降的“诸色伎艺”“十样杂耍”，说唱艺术始终与戏剧、歌舞、杂技、体育等文娱形式纠缠混同。清末民国以来，“曲艺”一词逐渐成为民间文艺的雅称，但察其内涵，仍是指说唱、杂技、体育、竞技等各种技艺的大杂烩。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赵树理和王尊三、连阔如等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深入研究，将说书、俗曲等过去泛称为民间杂耍的说唱艺术，正式定名为“曲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少演出中，“曲艺”仍与杂技、体育混合演出，具体内涵仍不明朗。1953年9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民间说唱与杂技从此正式分离，“曲艺”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得以正式确立。

“用人民大众的眼光来写各种人的生活和新的变化”，这是赵树理为《说说唱唱》规定的创作理念，更是他贯彻终身的创作理念。这一理念，也深深地根植在新中国曲艺的文化基因中。今天我们缅怀赵树理，不仅是怀念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曲艺家，更要继承他的文化精神，让曲艺创演更好地展现时代风采，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应有的艺术力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