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陕西榆林举办的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设置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座谈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扣住“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这一主题，力图呈现新时代以来非遗艺术活态性的新变。
2021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考察时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理解，这一论述的重心落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三个动词的内在关系方面：保护以求存续，传承形成代际，而利用则推进新变。三者之中，“利用好”最难落实，因为它要求回答一个具体问题——一种产生于前现代生活世界的艺术形式，如何在当代社会关系中重新确立自身位置。或者说，被作为“小传统”的注重地方性经验的艺术，如何在“后传统社会”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是命题的关键。
本届民间艺术节开幕式致辞将这一难题表述为“锚定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的连接点”。“连接点”一词的关键在于，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需要主动建构的接口。本届艺术节的重要特点，便是以新的方式提供了这个“连接点”。
首先，展演活动体现出民间艺术“华彩典型”的焕新形态。开幕式《繁花竞放》采取了一种跨地域并置的结构：苗族民歌《娇阿依》、壮族欢哈《歌路长情海深》、吴起民歌《擀毡调》、客家民歌《牛牯调》、白族民歌《东山放羊调》、侗族大歌《蝉之歌》、舞龙《铜梁焰火龙》，与横山老腰鼓、绥德秧歌、陕北信天游及海阳大秧歌《老少爷们扭起来》同场呈现。这种编排启发我们，“民间艺术”是一个内部存在“丰富差异性”的艺术集合体。当侗族大歌的多声部织体与信天游的单声腔高亢杂糅在一起，我们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地方性养成的听觉差异，竟然在现代舞台上表现为新的“丰富性”。《塞上百艺图》打破“表演者”与“手艺人”的身份界限，榆林小曲、靖边跑驴、绥德泥塑、绥德石雕、佳县木雕、子洲面花、榆林剪纸、榆阳柳编的传承人直接登台；原本具有不同“光晕”的艺术，在此刻形成了现代生活多样态的景观。
民间艺术“华彩典型”作为一种焕新形态，不一味追求单一作品的完整性，而是撷取其精华片段，呈现当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同时，艺术节增设两项补充性安排：“繁花遍街巷”快闪在火车站、机场、万达广场、榆林老街轮番上演，时长控制在8至10分钟，即演即走——这令民间艺术的展示呈现短视频逻辑，节奏加快、造型强化、情绪饱满。“情暖基层”惠民演出进入绥德县府州广场。这两项活动体现了民间艺术回到它的原始情境——生长在秧歌队、集市与院落之中。“华彩典型”的重要特色，便是不追求沉浸式的观赏，而力求召唤人们的参与。
其次，展览部分呈现非遗的保护从“项目叙事”向“家族故事”的转型。“薪火传续”家传作品展设于榆林市展览馆，以“家族记忆·时代新声”为线索，邀请10组传承人展出：苏绣姚建萍母女、风筝哈亦琦叔侄、海派剪纸李守白父女、凤翔泥塑胡新明父子、洛阳三彩高水旺父女、珠绣黄伟雄父女、龙泉青瓷蒋同磊父子、陕西皮影汪海燕母子、陕北泥塑王文瑜父女、绥德石雕鲍武文父子。展厅分为锦绣、精工、抟土、匠韵、凌云五个板块，另设“匠人之家”叙事单元。
这一策展思路构成了对近20年非遗展示惯例的一次突破。既往展览的基本叙事单位通常是“项目”：某项技艺、列入非遗名录年份、传承人级别，辅以工序图与成品。此种叙述清晰而完整，却容易遮蔽具体的实践者。“家族”作为替代性单位，使观众同时看到两件事：一是技艺如何经由身体经验逐代传递，二是不同代际实践者对技艺作出的调整，如配色、造型向当代审美的偏移。前者构成“活态”的印证，后者构成“变迁”的印证。
在这里，仅强调项目，展品易沦为标本；仅强调家族，则易沦为以创新之名的自我表演。事实上，传承并非复制，而是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转译，转译既是转更是译，既尚原汁原味，又是活态新生。
第三，本届艺术节设置市集环节。艺术节中，展演与展览仍带有被观看的性质，而市集则恢复了民间艺术原本的流通方式。“山花市集”设于世纪广场，汇集百项非遗产品，划分为百匠工坊、手上功夫、烟火榆林、塞上小舞台四个板块，并实行“一县一品·主宾日”，每日由两个县市区轮值。一件物品只要仍处于交易关系之中，便尚未退出生活。非遗近年面临的主要风险，与其说是无人观看，不如说是无人使用——无人购买、无人佩戴、无人张贴于窗棂。本届艺术节的市集环节，直面了这一问题。
艺术可以被询价、议价、购买、携带，市集也就变为一种筛选机制：适销品类会迅速扩张，不适销者则悄然退场，最终存续的可能是“适合摆摊的那部分民间艺术”。这一筛选过程由市场而非学术完成，因而更需要记录与提醒。
本届艺术节中的学术研讨环节，重点探讨理论批评与艺术实践的关系。于榆林市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的“五年回望”座谈会以及两场对谈活动，分别围绕家传作品展探讨五年来的传承变迁，以及以“作家眼中的民间文艺”为主题展开讨论。过去讨论非遗，核心概念集中于“抢救”“建档”“名录”“传承人认定”等，而当下的主要议题则已转变为“民间艺术在新时代的价值如何重估”。如何重新定位今天的中国民间艺术，既是本届艺术节理论界的话题，更是民间艺术与当代社会生活融合的命题。
显然，本届艺术节可以看作是非遗寻求新时代活态发展的一次实验。登台者不再限于资深艺人，还包括艺术院校学生、县级文化馆青年工作者以及携子女观展的家庭。陕北秧歌进入校园成为课间操内容，学校开设泥塑社团，活动场域从陈列馆、剧院延伸至车站、机场、商场、广场与市集……民间艺术重返可被围观、参与和带走的日常生活中。秧歌原为节庆助兴，剪纸原为窗棂装饰，民歌原为解乏、求偶与丧葬仪式的一部分；如今它们同时承担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资源、短视频内容与文创母题的功能。开幕式采用线上直播，陈列馆引入数字存档与虚拟漫游。媒介从来不只是容器，它会改变内容的形态。唢呐在窑洞前与在直播间里，可以看作两种不同的乐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背景，为中国民间艺术的新变带来契机。
民间艺术之动人，不在于其年代久远，而在于它曾深度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春耕秋收、婚丧嫁娶、年节时令，它均在场。它一度存身于博物馆、名录与论文之中，今天，它要重回日常生活。它能否在现代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位置，在年轻人的手机里，在小学生的课堂上，在周末逛市集的人们手中。“连接点”指的正是这个位置。它不会自动生成，只能依靠一代代人反复试验、调整与修正。
本届艺术节拆除了舞台的围墙，将展品展览转化为“家族叙事”，重新引入市集机制，并把座谈办成了一次回望性的沉思。民间艺术不能仅仅寻求供奉和养护，而应该敢于塑造新生活，这也许是本届艺术节最为重要的主题。
作者系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