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热播期间，笔者正在古田、瑞金考察学习。每天白天在会址、旧居、纪念堂之间感受历史现场，晚上回到宿舍，又在电视剧中补充了鲜活的人物与情节；看过了剧中的争论、抉择与离别，再回到纪念馆，历史又新添了可以触摸的温度。历史现场与荧屏相互映照，长征由一个历史名词转化为可感的经验，文艺作品不可替代的功能于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延安人，我对长征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在我的印象中，它长期定格为一种精神、一个结果：一支队伍从南方出发，历尽艰难抵达陕北，开启了新的革命局面。结局既已光明，过程中的苦难便容易被预先拥有的希望所稀释。但对亲历者而言，这场被迫开始的战略转移并没有预设的结局。他们并不知道遵义会议将成为历史转折，不知道雪山草地的尽头在哪里，眼前只有失去的根据地、逼近的追兵和相继倒下的战友。长征最艰难之处，在于人们必须在无法确认光明何时到来，甚至是否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彼此信任，一起扛过绝境、继续寻找出路。
站在九十年后回望，今人的全知视角与亲历者的限知视角之间的落差，构成了长征题材创作的核心难题。结局已知，悬念似乎无从谈起；更隐蔽的风险在于，全知视角会提前“点亮”结局，减轻过程的分量。它会使人物的彷徨显得短暂，错误沦为插曲，牺牲被胜利的光芒迅速覆盖。面对这个困难，《伟大的长征》的处理很见功力。希区柯克在区分“悬念”与“惊奇”时说过，观众若事先知道桌下藏着炸弹而剧中人浑然不觉，紧张感反而更为持久。该剧的处理与此相通：把悬念从“结果是什么”转移到“结果如何发生”，将镜头拉回结局尚未可知的时刻，聚焦现场，下沉视角，让观众与剧中人一同面对争论、失败与抉择。以真实历史为骨架，以人物、细节与情感为血肉，是这部剧的基本方法。
把“伟大转折”写成一场艰难的说服
遵义会议是全剧历史叙事最集中的段落。会议结论早已写入史册，若仍以“正确意见提出、众人一致赞同”的方式呈现，转折便显得轻易，历史也失去应有的重量。剧集在深研史料的基础上，将会议展开为一场层层推进的观念交锋：博古以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失利辩解，周恩来主动检讨、承担责任，张闻天的“反报告”直指军事路线，李德则继续援引书本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不同立场依次登场，戏剧动作由观念冲突推动，观众看到的是一场艰难的说服，正确的结论在交锋中逐步确立，人物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鲜活可感。
这场戏中毛泽东六分多钟的发言，集中体现了剧作处理理论问题的方法：由具体而抽象，以情助理，坚实的史料和艺术的虚构有机交融。这段表演堪称经典：毛泽东手持战报，从松毛岭、广昌和突破前三道封锁线一直讲到湘江，讲到一名战士牺牲时口中还含着半块月饼，几近哽咽；随后才把博古、李德的错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战报使批评有据，战例使战略可解，半块月饼则把“错误指挥”的代价落实为一个个具体生命的牺牲，理论结论由此获得了情感上的说服力。这场戏的可信，根本在于剧作把转折写成了一个组织在失败中重新认识自己的艰难过程，充满矛盾张力和冲突感，这也更接近历史本身的逻辑。
让物参与叙事，使宏大历史落到人的身上
从叙事学角度看，物件可以超出布景的功能，成为承载意义的叙事单元。《伟大的长征》中许多动人段落都系于具体之物：草鞋、月饼、步枪、棉被、瓷碗。在我的认知过程中，这些历史遗存真实地出现在博物馆和纪念堂中，又在电视剧的叙事中获得了可感的温度。
长汀中复村风雨桥上的“生命等高线”，是一处典型细节。中复村是当年扩红的重要征兵点。在村里的风雨桥上，至今仍然可见一道清晰的刻痕，这是当年征兵的身高标准：以步枪加刺刀的高度为准，身高达到这个高度才能参军。一些身高不够的少年往草鞋里塞稻草、踮起脚尖，也要够到那道线。有了电视剧的叙事铺垫，笔者在中复村亲见这道刻痕时，不禁动容，因为那道刻痕的高度，也就刚过我的肩膀；当我站在松毛岭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又想起这些最终只能以伤亡数字进入史书的牺牲者，那其中有多少都是曾在刻痕前踮起脚尖的少年。补充了这一细节，“苏区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便不再是一句概括，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尚未长成的孩子，努力加入自己认定的队伍，然后坚定不移地“跟着走”。有效的细节必须源于对史料的尊重，并能回到历史主题，建立情感基点。观众充沛的感情不是来自煽情，反而是来自叙事的准确和克制，给人物添一场哭戏，未必能使历史可感；但让观众看清一处现场、一道刻痕，反而更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信仰书写：从心理真实到诗意升华
今人回望长征，最难的是回到当年的语境。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来说，信仰若只以口号或誓言呈现，观众接收到的是正确的结论，却难以与人物共情；唯有打通情感，今人才能理解信仰为何能驱动一群人向死而生。《伟大的长征》创作团队曾经以《觉醒年代》证明过实力，但新文化运动毕竟与长征不同，前者自带理想主义的英雄感和少年感，而后者要表现的，则是低谷中持续的隐忍和探索。《伟大的长征》再一次用镜头语言完成了对信仰的书写：从心理动机扎根，用细节填充，以诗意升华。
就动机而言，剧作着意呈现了信仰的生成过程。行军途中，毛泽东遇见逃荒的“干人”（贵州方言，指穷人）祖孙，脱下毛衣给孩子，含泪说要“为天下干人找活路”；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前高喊“我们奔死去，为战友们求活路”。“活路”一词的复现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心理线索：信仰最初源于穷苦人求生的朴素愿望，进而扩展为对“天下干人”的承担，最终升华为以个体之死换取他人之生的自觉选择。动机真实，选择才可信。
这部剧中的崇高感，常以一种含蓄而克制的方式呈现。历史上“血战湘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在纪念馆里，这种惨烈可以从一组数字看出：“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名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三万多人”。而在电视剧中，惨烈的结局被呈现为一组克制的镜头：战马孤影悲鸣，江水泛红，岸边树影在水中无声荡漾；战士们为牺牲的战友擦洗、整理仪容、换上新草鞋，毛泽东拄杖独立江头，没有一句台词。这组镜头正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以景结情”：不直接抒情，以景物承载悲恸，把空白留给观众，无声之处，惊雷滚滚。诗意由此显出它的功能：使牺牲从伤亡数字与煽情泪点中超拔出来，成为一种可以被铭记、也可以被承接的庄严。动机使信仰生根，细节使信仰可感，诗意使信仰崇高。如果说历史是骨、人物是血肉，信仰便是让这副骨肉站起来、走下去的精神之气。
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题材，该剧所采用的全景式叙事也有其代价：人物众多、线索密集，部分段落信息负荷较重；一些台词急于交代意义，个别细节的象征意味也略显直白。但总体而言，该剧较好地处理了史实与虚构、思想表达与艺术感染力之间的关系。
“历史为骨”，意味着长征的方向、代价与转折不容改写；“血肉见人”，则以文艺的力量弥补历史叙述的缝隙。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伟大的长征》未必提供多少新知，其价值在于把后来者预先握有的希望重新收起，让人回到九十多年前结局未明的现场，体会一群人在低谷中寻求出路的心境，理解信仰何以支撑他们一路走下去。这或许正是长征题材常写常新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特约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