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艺术家王汝刚的“标本”价值及其“学理”意义——写在王汝刚先生从艺50周年之际
2026-11-16 08:59:28     中国艺术报    【字体:大 中 小】

在当代上海乃至全国的文艺界,王汝刚先生都称得上是一位非常独特而又十分成功的杰出艺术家。

说其独特,乃是因为,他属于比较罕见的“双属两栖”的正宗“双料”艺术家。具体而言,王汝刚既是“谐趣”类曲艺中的“相声”类曲种即以上海方言进行逗趣表演的“上海独脚戏”又俗称“滑稽”的艺术样式的著名演员,又是方言类话剧即用上海方言创演“喜剧性”剧目的戏剧剧种“上海滑稽戏”的著名演员。而且,这种“双栖”性的艺术实践,不似通常某门类艺术的演员跨界兼演别门节目的“客串”式活动或“票友”性行为,好比王汝刚也曾客串表演过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并且获过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和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份“双属”,即同时分属于曲艺和戏剧两个艺术门类的“两栖”存在。

说其成功,乃是由于,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不但牵头创作并与搭档合演了《爱心》《征婚》《头头是道》《请保姆》《男子汉》《名人出书》《补婚》《剃头》《老法结婚》《马医生》等大批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优秀代表性上海独脚戏节目;而且参与创作并担纲主演了《明媒争娶》《复兴之光》《七十二家房客》《大红花轿》《明明白白我的心》《搬家好辛苦》《拉郎配》《噱战上海滩》《阿福嫂到上海》《舌尖上的诱惑》《上海的声音》《宝兴里》等一系列深受观众欢迎且富经典品格的上海滑稽戏剧目,取得了大家公认的卓然成就,也赢得了许多实至名归的奖项及荣誉,得到了业界同行的高度推崇,包括以表演上海独脚戏《爱心》而获得的第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表演奖,以主演上海滑稽戏《明媒争娶》获得的第三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主角奖,荣获“全国第二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和“新中国曲艺60年突出贡献曲艺家”等称号,当选担任过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及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等,可谓成就卓著,声誉隆盛。正因如此,在进入21世纪国家对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保护并评选认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以来,王汝刚先生以其对于上海独脚戏和上海滑稽戏两个艺术品种重要创演技能的全面了解与系统掌握,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身份的代表性艺术家。也因之而具有了比照观察当今文艺界特别是曲艺界某些认知及实践活动的洞烛幽微的特殊“标本”价值。

如所周知,王汝刚所在的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暨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既是专门创演上海独脚戏节目的曲艺表演团体,也是专门创演上海滑稽戏剧目的戏剧表演团体。该团体的大部分演员,从职业责任来说,均应兼事上海独脚戏和上海滑稽戏这两个分属曲艺与戏剧门类的曲种和剧种。究其原因,盖因这两个艺术形式或者说艺术品种虽然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血肉关系。具体而言,上海独脚戏是上海滑稽戏的前身,上海滑稽戏是上海独脚戏的衍生。正因如此,历史上及现实中的上海独脚戏和上海滑稽戏演员,均属同一个群体,自然也就组成了共同的演艺团体。这种情况,用业界的行话来说,是演员“两门抱”、演出“两下水”。换句话说,就是演员的身份两方兼顾,两种演出都可胜任;但创演的节目各有分属,无法混同烹制而“一锅煮”。从而说明,虽属同一个艺术团体,但具体节目的创演却要按照曲艺和戏剧各自特有的规律分别进行。不能因为上海独脚戏和上海滑稽戏具有“母子”关系而不加区分、张冠李戴,也不能由于上海独脚戏和上海滑稽戏在艺术表现的手法技巧上有一些共同点,而将其各自的艺术形态及节目属性混为一谈。对此,王汝刚先生与他的同行心知肚明并各守其则,从未在创演实践与交流传播中出现混乱。因而,其所创演的节目,曲艺是曲艺,戏剧是戏剧;个性鲜明,泾渭分明。各自沿着各自的特点与规律发展,没出现也不存在独脚戏“戏剧化”或滑稽戏“曲艺化”的偏误情况。同处一室而各自相安,名实各别而共同发展。

正是这种由理论认知到实践操作的清醒与自觉,造就了上海独脚戏与上海滑稽戏的双峰并峙,也成就了以王汝刚先生为代表的滑稽艺术家们独有的艺术品格和特有的审美贡献。欣赏王汝刚演出的上海独脚戏及上海滑稽戏节目,不难发现,轻松洒脱和幽默蕴藉,是其最为鲜明的主要风格特点。而在上海独脚戏的表演中,善于通过说学做唱的叙述议论,阐发义理、启迪思想,擅长借助对不同方言的娴熟摹学塑造人物并营造情境,在看似不经意的艺术点染中,让“意料之外”蕴于“情理之中”,让开怀愉悦传递智慧与温情,尤能体现王汝刚先生及其黄金搭档李九松先生和林锡彪、毛猛达、沈荣海、张定国、张小玲、徐海俐、陶德兴、张国庆等人的艺术追求与舞台风范,也为年轻一代的艺术传人特别是他的徒弟们如毛贻飞、曾懿、夏吉平、黄震良、钱懿、舒悦、潘前卫和陈靓树立起了可资效仿和看齐的标杆与示范。

今年即2026年是王汝刚先生从艺5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有关方面借此举办庆祝展演、艺术出版和学术研讨等活动,非常必要也很有意义。然而,回顾梳理和总结交流王汝刚先生的艺术人生与杰出贡献,不光是对王汝刚个人及其所在团体即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暨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创演成就的集中梳理和艺术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更会对当今上海乃至全国的整个曲艺、戏剧创演和繁荣发展提供助力和借鉴。尤其面对长期以来曲艺界的许多同行对于自身艺术的理论认知和创新实践屡屡出现模糊认识与偏误做法的堪忧状况,蕴含在王汝刚先生及其同行的艺术实践之中而具“标本”价值和“学理”意义的诸般经验,特别是上海滑稽界对于其同时从事的曲艺与戏剧两个艺术门类的两个具体品种,亦即作为曲艺曲种的“上海独脚戏”和作为戏剧剧种的“上海滑稽戏”之艺术认知与实践操作的正确把握,包括创新理念宣示与创新路径把控的清醒与自觉,对当今相类曲艺品种及其创新实践很有启迪和示范作用,值得予以特别关切和讨论。

当今曲艺界在开展艺术创新时,常常出现的偏差及错误,就是“戏剧化”“歌舞化”和“杂耍化”。也就是把不同的曲艺形式及其创演实践,在创新的名义下有意无意地向戏剧、歌舞和杂耍靠拢,甚至干脆而又直接地把明显属于戏剧形态的化装扮演式节目,一方面贴上“某某剧”的名称以示区别,另一方面却又归之为“曲艺”或者称作是“对曲艺的创新和发展”。名实相悖,张冠李戴。之所以出现如此这般莫名其妙的混乱情形,除却是对曲艺缺乏自信而刻意背弃、有意为之,即认为曲艺低级而戏剧高级,或者以为曲艺的舞台呈现人少寡淡而戏剧歌舞热闹非凡;最大也是最根本和主要的原因,当是对于曲艺和戏剧两个艺术门类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区别认识不清。业界许多人在谈到曲艺和戏剧的区别时,大都采用古人借助佛教术语而对曲艺和戏剧的不同所作的形象论述,即曲艺的表演是“说法现身”,而戏剧的表演是“现身说法”。换句话说,曲艺的表演,是演员以“本色”面貌登台,用第三人称口吻统领的全知视角,主要进行或说、或唱、或又说又唱、或似说似唱的口头性“叙述”;而戏剧的表演,则是演员以“角色”面貌化装登台,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进行第一人称视角的“代言”性“扮演”。然而,不时出现的那些将戏剧式创演当作曲艺进行指称、明确宣示为是对曲艺的创新等状况表明,这部分同行口上说得明白却实际上做得糊涂。问题的根源,要么属于认识模糊与理解偏差,要么就像不乏尖锐的批评所指出的那样:“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指鹿为马,刻意把水搅浑。

事实上,确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恰与对所熟悉的行业存在状态及有关艺术样式形成发展的渊源关系辨别不清或理解有误相关。比如,二人转作为非常典型的曲艺品种,基本的表演形式是一女一男即“上装”和“下装”分别“彩扮”为一旦一丑,相互配合、载歌载舞地进行叙唱表演。发展中又衍生出一个演员扮演一个角色代言表演的“单出头”即独脚戏形式,和三五个演员分别化装成不同的角色共同演示一个故事的“拉场戏”即“拉开场子演戏”的小戏形式。历史上及现实中的二人转演员,也因此而兼演“单出头”和“拉场戏”,俗称“一树三枝”。这就使得演出二人转和“单出头”及“拉场戏”的演员,自然地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或者相处于同一个演出团体,从而存在着与上海独脚戏与上海滑稽戏的从业群体及其演出团体在社会属性和组织形式上基本相仿的情形。但是,许多人对于二人转和“单出头”及“拉场戏”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却没有上海滑稽界对于上海独脚戏与上海滑稽戏的关系认识得那样清楚和明晰。因而存在着误将“单出头”及“拉场戏”也归于曲艺进行认知和理解的情形。即有人由于“单出头”及“拉场戏”与二人转在现实中同属一群演员演出或同由一个演出团体经营,就简单而又片面地理解成属于同一艺术门类即同属曲艺品种,全然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实事求是”地将其按照不同的形态性质,分别归入各自的艺术门类,亦即二人转属于曲艺,而“单出头”和“拉场戏”归戏曲及戏剧。

走笔至此,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自古以来,曲艺的文化功能十分丰富且异常强大,不仅以其自身的娱乐审美作用,滋育着广大爱好者的精神与心灵;而且孕育形成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等文学样式,拥有“文学之父”的美誉;同时又是绝大多数的地方戏曲剧种得以形成的重要生成母体,如从宋代的诸宫调对元杂剧形成的影响,到近现代嵊州落地唱书对越剧、冀东莲花落对评剧、山东琴书对吕剧、大调曲子对河南曲剧、单弦牌子曲对北京曲剧、各地“花鼓”对各种“花鼓戏”、各地“道情”对各种“道情戏”等等形成的直接“母体”作用,也使曲艺成为无可置疑的“戏曲之母”。绝大多数的戏曲剧种在脱胎于相应的曲艺品种之后,便脱离母体,另立门户,开枝散叶,独立发展。那些虽“脱胎”但未“离家”,依然与曲艺“母亲”“同处一室”共同生活,即在同一个团体里演出经营的相关剧种,包括“单出头”和“拉场戏”,由于没有“分家”过活,便给业界内外对于二人转等作为其“母体”的曲艺形式的认知和理解,带来了某种干扰,也造成了一些困惑。致使对于“母子”的混淆,演变为别样的“张冠李戴”,进而将对“子女”们的“言行”,视作是“母亲”的“修为”;甚或将对“子女”的要求,强加到“母亲”身上。而此等错位的认知后果,势必引发评价标准的颠倒紊乱,最终直接导致发展路径包括创新探索中的悖谬偏离。曲艺创新的“戏剧化”等偏误,很大程度上正是此等认识带来的产物。而王汝刚先生及其上海滑稽界对于上海独脚戏与上海滑稽戏关系的清醒认识及创演经营包括创新方向的正确把握,正好可以作为纠正此类偏误的比照镜鉴,具备可资参考的对应格范。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梳理和总结交流王汝刚先生从艺50年来的艺术成就及成功经验,的确具有多重的价值和多样的启示。这不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认识曲艺发展内在规律的鲜活“标本”,还为我们鉴照思考相类艺术及其从业者与团体的艺术特质和实践品格包括名实关系与创新路径,提供了可资比照和辨析的“学理”性参照。同时也警示我们,理论学习和理性思维,对于创演实践及创新探索的指导与帮助作用,非常重要。在这方面,隐含在王汝刚先生深厚艺术修为及巨大成功背后的“诗外功夫”,庶几也是一种示范的“标本”。半个世纪以来,王汝刚不仅参与创作和担纲表演了大量优秀的上海独脚戏与上海滑稽戏节目,而且编著出版了《海派滑稽》《自报家门》《我的笑作坊》《智者十发》《戏话连篇》《上海滩老娘舅》《笑匠无斧凿——王汝刚谈滑稽艺术》等围绕上海独脚戏和上海滑稽戏所作的知识理论梳理及艺人艺事评论。其间所蕴含的生动而又风趣的丰富内容,不乏王汝刚先生个人对于上海独脚戏和上海滑稽戏艺术传承及创新发展的独特思考与独到见解。就像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的著名论断所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要想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样离不开专业理论的强力加持。王汝刚先生作为一位独特而又成功的艺术家,所以能够卓尔不凡,上述著述成果的形成出版,不啻为一种更加有力的证据和异常鲜明的注脚。王汝刚先生的艺术人生及成功道路,因此值得深入总结;王汝刚先生的艺术修为及精神品格,因而值得认真学习。

作者为中国曲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名誉所长

关键词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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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 中国艺术报      责任编辑:赵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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