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书四十年，误人子弟不知多少万千。”这是当年我刚入河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黄绮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这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讲话的神态也始终历历在目。

记得那天，先生讲的是文字的起源， 他站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娓娓道来，把一个很枯燥的内容讲得让同学们如醉如痴，沉迷其中。一节课下来，黄绮先生没有看一次讲稿，他把要讲的内容全部了然于胸。

讲到关键地方，黄绮先生就会写板书，他板书很慢，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生怕学生看不清楚。他的字体刚劲有力，熠熠生辉。

他讲到高潮和精彩之处，总爱不自觉地露出会心一笑，托显出高雅和不俗。真没想到，从那第一堂课开始，我和黄绮先生结下了长达三十年的师生情缘。

黄绮先生1940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任闻一多先生助理。闻一多那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精神，对黄绮先生影响很深。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屠杀爱国学生，闻一多为反抗这一暴行，带领学生们游行示威，高呼口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黄绮悲愤至极，捧着老师鲜血染红的泥土，用白纸包裹，供于闻一多陵前。并挥笔写了不少战斗诗篇，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在我的回忆中，只要在黄绮先生面前提到闻一多先生，他就特别动情，神情凄然，眼睛模糊。1983年，黄绮先生参加全国闻一多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即兴作了一首诗：

诗风画意两雄奇，

千万青年仰大师。

度过长宵人觉醒，

愿将红烛比朝曦。

黄绮先生是一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也是一位爱党爱国的老知识分子。

1997年，香港回归前，有一天他让我去他家，现场写了一幅作品，八个大字：主权神圣，故土温馨。说是河北日报约的稿，让我送过去。当时看到黄绮先生书写的时候，心情并不显得高兴。我跟他聊，他说今天心情很复杂，很沉重。虽然说香港要回归了，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华人都为之感到自豪，可是我对过去的那些经历仍然忘记不了。

1936年，黄绮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本想在大学安心读书，没想到七七事变使他美好的梦想顷刻破灭，成了一个漂泊异乡的乱世学子。

黄绮先生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暴行，深感国土被侵占的屈辱，也使他迸发出了极大爱国热忱。他在诗里写道：我泪犹未干，能润汝枯眼。枯眼需蚊蝇，宁使昆虫怨。市口异沙场，伤重列人见，保国国频亡，九死难忘战。正是因为黄绮先生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才时刻激荡着他的创作激情，成就了他的杰出艺术。

我和黄绮先生交往三十年，应该说谈的最多的还是书法艺术，1996年，我打算出版一本个人书法集，想请黄绮先生写个序言。

当我把样稿送去后，黄绮先生没有马上表态写还是不写，而是一页一页的翻看着样稿，在看的过程中还时不时的用红笔在个别字上画上一个圈，或打个问号，最后跟我说，可以写，但给我半个月时间。让我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一周，黄老就打来电话，说序言写好了，让我去取。

我很激动，放下手头的事情就跑去了他家，我进门还没等坐下，先生就把写好的稿子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人写的唯一一篇书评，也是最后一篇。

序言题目是《我们师生之间》，我读着心里倍加亲切。在序言里，黄绮先生没有就我的书法进行更多评论，而是站在历史和当代交汇点上，站在中国书法发展大趋势中，站在对青年人书法命运的忧虑中，中肯而深刻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当时，黄绮先生笑着对我说，我比你大整一倍的岁数，你要好好写，这是我对你的期望啊。

几十年来，我不仅在艺术追求还是在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黄绮先生对我的教导和要求。

黄绮先生高尚的人品和文品，不仅为他的学生，也为当今治学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科研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和榜样。

黄绮先生，我尊敬和难忘的恩师，已经永远刻在我的生命里！